二

上海成为孤岛期间，生活书店早已内迁。上海方面，有个门市部，挂兄弟图书公司的牌子继续营业。但日寇情报灵通，早知此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入侵租界，随后，上海被非法查封的大书店有五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中小书店三家：兄弟图书公司、良友、光明。但在汪伪的《中华日报》于次日新闻报导里，生活书店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一个月后启封。当时“良友”已改组复兴，董事会内部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暗中企图拿《良友画报》去同日寇商谈合作。这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我一方面用尽全力应付这个家伙，一方面托管发行的老同事设法去找生活书店的王泰雷同志，打听生活书店的行止。当我知道生活书店已决定结束全部业务，门市部人员尽可能分散到其他经营文具业务的商店，一部分输送到新四军和内地生活书店去时，我们才决定采取上海先停业，然后内迁桂林的办法，“良友”的生命幸得保住。三年前，在长沙又和王泰雷同志见面，谈起往事，恍如隔世。他知道我准备把这一段历史写入回忆史料中去，回北京后又寄给我不少珍贵的资料；我准备今后把它写下来。

抗战时期，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和生活书店同时迁往重庆。我在湘桂战争后，才从桂林撤退到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随后在重庆复业。三家革命书店虽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严重迫害，但在一九四三年，还不忘记从上海和各地迁渝营业、处境困难的二十几家中小书店，把他们联合起来，组成“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由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任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任总经理，下设联营书店，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各种合法斗争，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通过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把进步的新书业中小书店，真正团结在党的周围了。抗战胜利，三家革命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很快迁回上海；联营书店也在上海宣告成立，参加者多达五十四家。这个组织为解放后上海私营出版业的改造打下了结实的基础；不久，大家都心情舒畅地跨进了社会主义出版行列。百川归大海，革命的出版队伍从此空前壮大了。饮水思源，怎能忘记者三家革命书店在此以前一直高举着的那面团结的旗帜呢？

重庆时期，我和黄洛峰同志时有来往，他在民主运动中担负着统战任务。一九七九年底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长沙成立，上海去的四位代表和从北京来的黄洛峰同志到达较迟，大会组织我们几个人坐面包车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我和洛峰同志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旅游途中，并肩畅谈，都感到过去三四十年代的出版史料，值得大家来写，可供后人作参考。他知道我在尝试着做，便极力鼓励我放手写，不要有什么顾虑。同时，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有一个写长篇回忆录的打算，准备返京后开始动手。不料壮志未酬，不到一年，他就不幸离开了我们。我和他在韶山的一幅合影，成为我们多年友谊的唯一纪念品了。

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今天，除北京外，仍然高踞全国第二位。上海又是三家革命书店的诞生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然后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他们过去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纪念过去是为了鞭策未来。希望上海的出版工作，在今后一个较短时期内，开创出一个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局面。

1982.12.

（第一节原刊于《解放日报》，1982年12月19日。全文刊于《上海出版工作》1983年3月号）

【注释】

[1]叶圣陶：《说几句心里话》，载于《上海出版工作》，198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