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代鲁迅曾大力支持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工作，当我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时，第一本书便是他的译作。但在此以前，早于一九二八年他就和“良友”建立关系了。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初自广州来沪定居，十月八日自共和旅馆移居闸北景云里二十三号。因邻近北四川路，曾几次到“良友”门市部购书，店员就告诉了当时主编《良友画报》的梁得所。梁的同乡好友、著名画家司徒乔常来编辑部聊天，他的早期创作《四个警察和一个女人》，前一年在北平举行画展时，受到鲁迅赏识而被买下，一直挂在西三条胡同卧室墙上。这时他与鲁迅同在上海，时有往来。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梁得所由司徒乔陪同去景云里鲁迅寓所看望他。他们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去的。司徒乔约定为鲁迅画像，三天后再去，二星期后画成炭笔素描速写头像一幅。梁得所约期为鲁迅摄影，准备连同司徒乔的画像，编成一组专题，刊登在画报上。据梁得所的回忆，他是要求为鲁迅摄影后，发表在《良友画报》上，当时还送他几本新出的画报。鲁迅翻阅一阵后，就说：“这里面刊登的都是总司令等名人，而我并非名人。”梁对鲁迅说：“读你著作的人很多，大家都喜欢看看作者的像。”鲁迅回答说：“我近来实在有些怕，”他说着从抽屉中拿出一封信来，“这是一封从杭州寄来的信，信中说：‘孤山别后……’可是我从未到过孤山。前几天，又接到北京朋友来电，据说我死了，我真不明白，这些都为了什么理由。若是《良友画报》发表我的照相，我的敌人不免又要说：‘咳，又是鲁迅！’攻击和谣言一定更多了。”^[1]根据《鲁迅日记》，三月十六日记有：“晚梁得所来摄影二片，并赠《良友》一本。”三月二十一日记有：“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相三枚。”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鲁迅端坐在景云里寓所藤椅上，以成排书架作背景的那幅生活照片，也是鲁迅最后十年开始在上海生活和斗争所留下的第一幅单人摄影^[2]。其中两幅就最先同司徒乔的速写像，加上转载的一篇鲁迅《自传》，用两个整版篇幅，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号的《良友画报》上。

我就在这一年底，半工半读，参加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一本图文各半的《中国学生》月刊。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后，我专业担任文艺编辑，计划编一套全部收新创作的“良友文学丛书”，准备约请第一流作家执笔，用米色道林纸印，软布面精装，不论厚薄，书价一律九角；试图从装帧、印刷、售价上，对当时流行市上的纸面平装文艺出版物来一个突破。这是个大胆的尝试，总经理伍联德全力支持我去开辟一个新局面。

考虑到组稿对象时，第一个想到的作者，当然是最受读者爱戴、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鲁迅先生了。但像“良友”这样商业气息浓厚，一贯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书店，是否能争取到鲁迅的文稿呢？我很怀疑。当我和郑伯奇商量时，他热诚地鼓励我不妨去一试，并自愿尽介绍之责。当时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住处是保密的，平时轻易不接见生客。我在伯奇陪同下，于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第一次去谒见鲁迅先生。事先伯奇已为我作了安排，到内山书店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

关于鲁迅，当时文艺界中人有一种流传的看法，把他说成是一位非常严峻、有时近于怪僻而不易接近的老人。我那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编辑，刚刚双脚跨出校门，对鲁迅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尤其是这一天去谒见他，希望他为我准备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丛书带个头，这对我一生事业的关系极大，所以一见面，一握手，连话也说不出口。直到鲁迅在前引路，把我们两人引进旁屋二楼内山的会客室坐下时，我才舒了一口气。其实伯奇和鲁迅有深厚的友谊，关于良友公司和我的一般情况，他早已作过介绍，所以坐下后，鲁迅就亲切地问到我怎么爱好起搞文艺编辑出版工作来了。他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过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接着又说，“良友”出版的画报和画册印得都很好，他经常走过我们的门市部大橱窗，总要站着看看。他问起“良友”的营业情况，我告诉他，这是广东商人开的，《良友画报》等各种画册，主要读者是海外侨胞，所以业务很发达。乘机便把设想中编辑出版一套“良友文学丛书”的计划向他简单地谈了。他便说：“素来不大出文艺书的‘良友’，怎么忽然要挑这一条路走呢？”伯奇代我谈了我爱好文学，希望在这方面出些好书，“良友”老板已答应另辟一个部分，让我专搞这方面的组稿编辑工作；至于老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营业面，提高书店的名誉地位。接着他为我说出了我们访问的意图，恳求他给我们一部书，以便列为丛书的第一种，带一个头。鲁迅便幽默地说：“你们最好回去先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但是接着又笑着说：“现在上海出好书的书店实在不多，经营作风老老实实的更不多见。‘良友’愿意这样做，我倒是可以尽力帮忙的。”我听到这句话，像在暗地里见到了一线阳光，我的顾虑也打消了，胆子突然壮大起来，便把具体要求提出了。因为丛书准备全部发表创作，每册字数平均十五万字上下，所以希望鲁迅能给我们一部文艺创作。这一下，却大出我们的意外，原来鲁迅手头正有一部即将编成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约二三十万字，他说，如双方同意，可以很快交给我们。但是把翻译作品列为丛书第一种出版，是否会破坏丛书的体例呢？接着我又想到能组织到鲁迅的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是现成的，立即可用，一部唾手可得的译稿，怎么舍得放弃呢？我们问他有无小说集或散文集之类。他说：“小说久已不写，杂文集对你们是不适合的，一开头就害了你们，我是不干的。”在这一情况下，我就和伯奇低头细语，决定接受这部译稿，并破例列入丛书中。于是我们请求鲁迅，为了顾全丛书的篇幅和售价，可否一分为二，各立书名，他点头同意了；并答应将来如有适合给“良友”出版的创作文集，当予优先考虑。于是我们谈了关于版税率、预支版税数字和交稿日期等等，很快取得了协议。回家的路上，我心中说不出地兴奋，不但因为今天一出马，就拿到了鲁迅的文稿，他为“良友文学丛书”打开了一条路；尤其是亲身经历的两小时亲切的谈话，发现鲁迅是一位热情诚恳、和蔼可亲的长者，虽初次见面，感到平易近人。他对良友公司这样一个刚刚试图出些进步文艺书籍的书店，既伸出温暖的手来扶植它发展成长，又抱着精心爱护的心肠，不让它因此而遭到什么意外。鲁迅这种在白色恐怖下，多一个出版好书的阵地，对革命文化事业总是添一份光、增一份热的伟大胸怀，在此后四年多我亲身体会的许多事例中，感受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