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中篇创作新集》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进步新文学作品中，有一套丛书，在内容、形式和作者队伍方面虽然都具有不少特色，可惜因初版印数少，又遇战乱，流传下来的不多，不但今天的中青年读者不知道，有些老作家也不一定完全看到过。而这套丛书却确是全部出之于“左联”青年作家的手笔。值此隆重庆祝“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我写这篇回忆文章，表达我对“左联”作家们热诚的祝贺和衷心的谢意。
这套丛书是我在张天翼的启发和帮助之下编辑出版的。丛书名《中篇创作新集》，共出十种，作者是清一色的“左联”青年作家。回忆这套书，就得从天翼和我的友情谈起。
天翼在一九三三年就把他的创作《脊背与奶子》给我，编入“一角丛书”；同年又把短篇集《移行》，一九三四年把长篇《一年》交我编入“良友文学丛书”。我们两人就交上了朋友。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我从上海出发去北平旅行，访友组稿。根据我现在仅存的几页日记所记载，在南京中途下车，玩了两天，天天和天翼在一起。他请我在夫子庙吃饭，还陪我畅游燕子矶。我至今还保藏着和天翼在燕子矶的两幅合影。当时我主要和他商量，请他把已发表的中、短篇合编一个大集子，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这套每册厚七八百页布面精装的特大本，已约定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的三种。他在那一年冬天，就编成一部题为《畸人集》的大集子，于次年作特大本出书。我们闲谈时，他就向我提到，过去“良友”出的几套书，质量不差，但作者队伍较杂，而且大都是已成名的老作家；他建议是否可以编一套纯粹由左联青年作家写的创作丛书呢？他说，这方面的新人很多，质量也不低，就看“良友”敢不敢出？我答应从北平回沪后，同经理商量了给他答复。
一九三五年五月，万恶的国民党审查会已因“新生事件”关门大吉，经理的胆子也大了一点，答应了。正好一九三六年春，张天翼从南京来上海工作，据说是由冯雪峰把他调到上海来的。那时，郑振铎和靳以原来在北平编辑出版的《文学季刊》，从同年六月起，改名《文季月刊》，巴金和靳以主编，由“良友”出版发行。天翼到沪后，同欧阳山、草明、蒋牧良、吴奚如、聂绀弩、尹庚、胡风等组成《现实文学》同人杂志，由天翼负责。刊物上编者署名的是尹庚和白曙，创刊号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刊物题名也是天翼的手迹。这一年，上海的进步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我和天翼、靳以等经常往来。就在这个时期，《中篇创作新集》由酝酿而进入成熟时期。九月号《文季月刊》，封面内第一页，套红刊登了出版《中篇创作新集》第一辑十二种的作者和书名的预告。每种书目下还附有内容提要，据我记忆，大多数是请作者自己写的，因为当时文稿还未完全到手。这些都已成为珍贵的史料，现在抄录如下。先后按出书后的编号，括号内是该书的出版日期。
1.蒋牧良《旱》（1936年10月10日出版）
故事取材于前年的大旱，叙述天灾人祸之下，古老的农村怎样的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2.奚如《忏悔》（1936年10月15日出版）
一个为了争夺祖业，不惜亲手杀弟的人，案发被判死刑后，虽然从一个难友那里认识了利他主义，终于流着泪走上绞台。
3.白尘《泥腿子》（1936年10月10日出版）
写从根深土长的乡村里，被拖去挖泥挑河的泥腿子，为了舞弊而闹出不少的乱子。
4.欧阳山《鬼巢》（1936年11月5日出版）
写一个在广州某影院当把闸人者三天晚上的三个恶梦，凭他的叙述，这三个恶梦再现于读者之前。
5.舒群《老兵》（1936年12月20日出版）
本书的主角是一个东北事变后流落的兵士，作者以他自身（在东北义勇军中）的体验所得，写成这部动人心魄的中篇。
6.艾芜《在天堂里》（1937年1月15日改名《春天》出版）
这是又一种人间地狱，作者暴露许多人在这个“天堂里”的生活。
7.周文《在白森镇》（1937年1月30日出版）
这是一篇描写边荒的官僚社会的小说，暴露官僚间的互相冲突。
8.罗烽《归来》（1937年2月20日出版）
写在东北某大城市中两个青年小伙伴，忍不住压迫，从家庭里逃跑出来，决心去给自己，给同胞谋一条出路的经过。
9.葛琴《窑场》（1937年3月10日出版）
以1930—1935年江南某窑场为背景.写一个暴发户由暴发而没落的过程。
10.草明《绝地》（1937年5月1日出版）
写一个靠卖白粥过活的贫苦女子，当她栖息了几年的草棚被收回时，她经过了一度的努力，终于决然地离开她的故居和她的朋友。
·荒煤《灾难》（未出版）
写1931年大水灾的时光，一个老年的祖父和一个年幼的孩子颠沛流离，终于各自分散的故事。
·沙汀《父亲》（未出版）
描写一个慈父对于儿子的希望和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是伶人，为了儿子他抛弃了半生来持以为生的职业。
从各人写的短短数十字的内容介绍中，看出每篇作品主题鲜明，振动着时代的脉搏。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在三座大山重压下，我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也有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丑恶和它的毒害影响的。由于作者都曾深入生活，所以能写出这样有血有肉的动人故事。这些革命文学作品，在当时读书界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计划编辑这套丛书时，郑伯奇已离开“良友”。据我的记忆，我是委托张天翼代为组稿的。吴奚如同志在给我信中回忆说：“关于你当年主持出版的那套《中篇创作新集》事，我确切记忆是由张天翼兄从中组稿的。”可惜天翼因身患重病，我最近托人去问过他几次，他都摇头。我想当时也不会是每个作者都由他去联系，可能是由天翼带头号召，左联青年作家就互相约请，分别执笔了。根据陈白尘同志的回忆，他说：“《中篇创作新集》问题，想了许久，也回答不出来。从所开目录中去想，想到葛琴同志当时曾同我谈过这件事，她鼓励我也写一篇，因为她也写了。但是否是她约稿，也难确定。或者是她受人所托间接约稿也未可知。”草明同志回忆说：“是欧阳山通知我的……他回来对我说的。经过细节已记不清了。”艾芜同志信上告诉我：“谁来约稿的，简直记不清。我只能这么说一句，良友图书公司有计划出这一套丛书，是得到‘左联’一些同志的帮助的。尽管‘左联’解散了，但随后成立的中华文艺家协会还是继承左翼文学运动在开展工作。”这些作家的回忆都已证明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得到当年“左联”同志的大力支持的。
有关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有以下几点可以谈谈：
它和“良友文学丛书”和“良友文库”不同，不是约到什么稿出什么书，逐年积累而成；而是事先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像“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样，只是规模略小而已。前者是五四时代有代表性旧作的结集，后者全部是三十年代“左联”青年革命作家的新创作，一本一个中篇，从未发表。记得当时计划，每辑十二种，先出第一辑，准备续出第二、第三辑，不料“八一三”战争爆发，“良友”破产关闭，作者也各奔抗日前线或大后方去了。就是预告的第一辑十二种，也只出了十种，没有来得及出齐。预告时说过四个月出齐第一辑，事实上也拖延了三个月。但当时自己设有印刷厂，编辑部能够掌握出版时间，和今天我们的出版体制，出版印刷严格分工不同。所以艾芜同志来信中还说到：“我这里还买到一本旧书，《春天》的第一版本。我看我写完《春天》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而良友图书公司印出，则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这样的出书速度，多么惊人。”其实当时出书，大家都快，和今天一搁一两年也有的例子相比，会引起一种感慨。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调整改革一下，我很赞同“出版社既卖书，又印书”的大胆建议，局面会有大变。艾芜同志信上接着对我说的另一句话，我认为倒是千真万确的：“……快些出书，对作家能起鼓舞作用的！”
为了保持丛书的统一格式，篇幅要求作者掌握在五万至七万字之间，排成书版后，平均占一百七十页左右。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统一售价。“良友”出的“一角丛书”一律售一毛钱；“良友文学丛书”一律九角；这套书也是不论厚薄，一律二角五分，方便读者。书用四十二开本，成长方形，袖珍本，别开生面。每面排三百字，天地头宽敞，清楚悦目。封面是由在“良友”工作的汪汉雯设计的，用进口硬纸板做封面底版，再裱上封面纸，穿线订，产生一种类似纸面精装的感觉。书名、作者等美术字翻做整块阴版，印不同底色。封面正中留一圆形空白，用黑色套印一幅动物木刻，是一位英国版画家的创作。整套书排在一起，十种不同走兽的生动形态，跃然纸上。这样一套完整的封面设计，很受当时读者的赞赏。陈白尘至今还说：“这本书的装帧还是可爱的。”
丛书每种初版只印二千册，这是三十年代一般进步文艺书的初版印数，同今天文艺创作初版一印几十万册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不幸出足十种后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战争爆发了。“良友”地处北四川路，临近战区，全部厂房仓库，大部毁于日军炮火。存书不是烧了，就是散落街头，小贩捡来在马路上设摊廉售，这些书也在其中。所以这套书留在人间的为数不多，保藏全套者更为难得。我手头所有的一套，还是“四人帮”下台后，经组织协助向唯一出售旧书的上海书店高价买回的。最近和我通信的作者，有的也说自己没有书。陈白尘同志对他的旧著回忆说：“至今我还保存有一本，但它是1949年后才弄到手的，如何弄到它，又说不清了。很大的可能是阿英同志从旧书摊上收来送我的，他送给我这类旧著不止一册，其中有一本便是使我大倒其霉的《石达开的末路》。”我也为了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文艺出版界活动，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就被勒令把我珍藏数十年的六七百封作家来信手迹全部上交，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就有张天翼从南京寄我的几十封信，还有为这套丛书写稿的作者写给我的许多信。这种珍贵史料的巨大损失，真是言之痛心。
为了写好这篇史料，我重新和当时的丛书作者开始通信。他们还是和当年一样热情地支持我，帮助我。有的同志来信上说：“我们都已年老，写些当年在上海从事文化斗争的工作回忆是极有意义的，祝你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有的同志说：“祝您回忆史料写成功！”有的同志说：“知道你在撰著回忆录，想还一定精神抖擞的吧？”读到这些话，我心中感到分外的温暖和激动，给我这个老编辑以莫大的鼓舞和安慰。过去大家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三十周年，今天党中央号召我们要为新时期的“四化”作出各自的贡献，我只能在这方面略尽绵薄。想到五十年前，他们都是青年作家，现在个个是大名鼎鼎的老作家了。遗憾的是其中两位同志——周文和蒋牧良早已离开了我们，葛琴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至今不能动口动笔。回忆三十年代新文学园地里的革命新苗，今天都已成长为新中国文艺百花园里的参天大树，枝干挺拔，绿叶成荫。他们最近写给我的珍贵回忆，对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者是非常重要而难得的史料。我未敢自私，摘录几段如下，这些才是本文值得一读的部分。
陈白尘同志从南京来信，谈了关于《泥腿子》的两点感想：“1.这本中篇倒是我‘深入生活’到涟水县属导淮工地观察十来天才写出来的，也算是我在抗战前‘面向工农’之一证吧？但又未免自我贴金之嫌了。2.抗战后我的创作完全转到戏剧方面去了。它从来也没有收进过什么集子。”
住在汉口的吴奚如同志告诉我：“我的那本中篇小说《忏悔》是应天翼之约匆匆写成的……我对它并不满意，因而在1949年后未再版。但这个中篇的取材却极有意义。我在几年的监狱生活中，认识了一个死刑待决刑事犯。他为了争夺田产，把他的亲弟弟杀了，被判处死刑。他不服，花了很多钱上诉于北京大理院，未接到复审通知而北伐军占领了北京，此案遂成悬案。但这个杀死亲弟的凶犯，亲眼看见了许多共产犯，为他们在狱中的无私和为人的崇高斗争所惊异，所倾倒，而逐渐认识到他为私有财产所犯的杀死亲兄弟的罪恶而感到忏悔。……我是根据这一事实写出那篇中篇小说的。但我写时匆匆，未能写得深入些，发掘那个死刑待决犯的矛盾而复杂、罪恶而向善的灵魂。”
草明同志从北京来信说：“《绝地》曾收入《草明选集》里，更名为《绝处逢生》。我四十多年来，都是写工人的。‘座谈会’以前，我是写工人的疾苦、反抗和对旧制度的破坏。短篇《没有了牙齿的》和中篇《绝地》就是从侧面写工人罢工的。1946年以后，解放区有了工业城市，我才写解放了的中国工人如何奋勇地建设新社会。《绝地》就是写工人破坏旧世界，那时由于法西斯专政，不可能正面写罢工斗争。只能通过一个丈夫投奔苏区的工人的家属——卖粥的妇人真嫂来反映工厂的工人们的罢工斗争。对此书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我到现在还认为是健康的，歌颂了工人们的艰苦顽强的斗争精神，揭露了剥削制度的残酷。当然，由于当时未能深入生活，对工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语言上还不够真实，有些生硬，这是和我在‘座谈会’以后的作品是有较大区别的。”
艾芜的中篇创作，当年预告时题名《在天堂里》，出版时，书名改了《春天》，内容也变了样。经过情况，我也不记得，而且根本上也讲不出个所以然。这次感谢在四川的艾芜同志，他对这个中篇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最初答应的是《在天堂里》，打算写我在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的囚徒生活。因为苏州和杭州在一般人的成语中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小说取名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没有写，由于环境关系，怕写出来不能发表。我就取材我的家乡，所谓天府之国，让人看见这个丰饶的原野，使其中贫雇农活不下去。由于《春天》引起人注意，茅盾同志、周立波同志都写专文加以推荐和评论，使我于一九四五年又在重庆写了《春天》的续篇《落花时节》。读书出版社把《春天》和《落花时节》合在一起出版，我便取名《丰饶的原野》。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再印，我也忘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今年愿意再行出版，我很高兴，受到鼓舞，又写了《春天》的另一个续篇《山中历险记》。这一个中篇，约五万多字，在接得你的来信时，刚刚写完。这都是你在三十年代大胆出中篇小说引起来的。”艾芜在茅盾逝死后写的《回忆茅盾先生》中，又一次提到这本《春天》，文章中说：“我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中篇小说《春天》（即《丰饶的原野》的第一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茅盾同志在三月二十日写了将近四千字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原野》上，作了细致的分析而又热情的赞扬。……这给我这从事写作的年轻人，真是有莫大的鼓舞，叫人难以忘怀。”[1]
住在北京的罗烽同志，来信向我借去他写的《归来》复制，以便编入他的文集。来信中说：“昨天才把《归来》复制品拿到手。今挂号奉还。再一次向你道谢！三十年代的往事，转瞬即将五十年。许多事已不复有准确记忆。回想《归来》一稿是天翼同志介绍给你的。它是我一九三五年逃亡上海后第一个中篇，算是习作，思想、艺术性均甚肤浅，今日重新翻阅，实有不堪足睹之感。仅残留一些时代的脚印罢了。”
以上所述，拼拼凑凑，抄抄剪剪，实在不成文章。但我对党所领导的“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所怀着的祝愿和感激之情是出自至诚的。
1979.10.
（原刊于《“左联”回忆录》，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次有补充和修改）
【注释】
[1]见《忆茅公》，第10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