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间进入一九三三年，我们不但在“一角丛书”中出版了大批左翼作家如丁玲、钱杏邨（阿英）、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林伯修等的作品，“良友文学丛书”继鲁迅的两种后，在六月份，还把刚刚被捕的丁玲创作未完成长篇小说《母亲》，大事宣扬地出版了。一向平安无事的良友公司也开始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了。十二月十三日上午，门市部的大玻璃窗忽然被人用大铁锤击破。出事后，在楼上办公的经理和编辑们都下来了，只看见玻璃碎片散满在马路人行道上，橱窗上端和两边还挂着击破的残片，陈列在橱窗里的书面上，像刚落下一场冰雹般，盖满了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还四散着一层雪白的玻璃粉屑，行人围观如堵，只听到群众议论纷纷。公司中人开始大家瞠目相对，不知所措，慢慢地心中才猜到了一些，但真正解开这个谜，是在傍晚看到《大晚报》的新闻报导以后。大题目写的是：“今晨良友图书公司突来一怪客”，副题写的是“手持铁锤击碎玻璃窗，扬长而去，捕房侦查中”。同一天《大美晚报》中文版的新闻栏中，还刊载了“艺华影片公司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的消息。三天以后，“良友”经理收到这个所谓“同志会”的油印信，说明这次仅是对良友公司的“郑重警告”，原因是出版“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作家之作品”。

鲁迅后来把这些反面材料，原封不动地编入《准风月谈》后记，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还在后记中说：

一个“志士”，纵使“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价值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也许要灰心的。然则书店和报馆之有些为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扬长而去”的英雄们指定为“赤色作家”，还是莫害他人，放下笔，静静的看一会把戏吧。……当时伯奇对我慰勉有加，“良友”老板也未被吓倒，我们还是照常行事。

国民党反动派耍的把戏，当然不会以击破一扇大玻璃窗为满足的。我记得上海特务头子、当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事后曾施展流氓式的恐吓手段，威胁公司经理伍联德、余汉生把我解雇，同时还有《良友画报》主编马国亮（马继梁得所于一九三三年任主编后，受郑伯奇影响，画报上也连续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也被指名回家。最近我的单位退回的复查材料中，赫然发现潘公展亲笔写给余汉生和我两人的信，说：“兹有要事相商，务请两先生……惠临一谈。”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室的公函信封上，左上角还画着三个十字，以示特急件。“十年浩劫”一开始，我被“勒令”上交的七百多封作家来信手迹，至今下落不明，这封被“造反派”当作我“罪证”之一被放入档案袋中的信，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反面的纪念品。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两位经理，当时为我们两人据理力争，几经周折，终于把此事顶过去了。

对人以外，他们对书也施出了恶毒的一手。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大批进步书籍被查禁，鲁迅于二月二十四日给曹靖华信中说：“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良友图书公司也（有）四种（《竖琴》《一天的工作》《母亲》《一年》）。”^[5]因为《竖琴》中收有曹译《星花》，有关版税收入，所以三月二十七日在给曹靖华信中，对禁书事表示了他的看法：“良友出之两本小说，其实并无问题，而情形如此者，一则由于文氓借此作威作福，二则书店怕事，有事不如无事，所以索兴不发卖了。去年书店，不折本的，只有二三家。”^[6]我们在接到查禁通知后，经编辑部仔细检查，内容毫无问题，反动派完全是无理取闹，经理支持我们，申诉理由要求开禁。不久，接到一个执字1076号书面通知，内开：“查《一天的工作》《母亲》……四种，尚无大碍，应暂缓执行禁令。”我们便把这个通知印了一张纸条，粘在取消禁令的每本书的第一页上，以作证明，恢复发行。至今留在我身边的一本第三版《母亲》上，就贴有这个字条。《一天的工作》禁令虽被取消，对《竖琴》的前记，还坚持非删不可。《竖琴》存书尚多，次年夏，经理为了保本，要我写信给鲁迅，提出把存书中八页前记剪掉后发售，我担心鲁迅不会赞同。五月二十五日接到复信，鲁迅慨然同意了。信中说：

中央怕《竖琴》前记，真是胆小如鼷，其实并无害，因此在别一方面，也没有怎样的益，有无都无关紧要，只是以装门面而已。现在剪去以免重印重装，我同意于公司的办法，并无异议也。

到一九三五年秋，作恶多端的审查会因“新生事件”被迫关门后，我们重印了一版《竖琴》，恢复了这篇前记，使它重新以原来面目与读者相见。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我们又计划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当时“良友文学丛书”已出了二十余种，颇得读者好评。特大本用布面精装白报纸印，每种七百页至一千页，售价不同。先出版了张天翼的《畸人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沈从文的《从文小说习作选》。我们想到鲁迅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原来是一部书，为了适应我们的要求才一分为二的，现在既出特大本，理应恢复编译者原有的打算，合出一册。我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去信征求意见时，他复信说：

《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来信所示，合为一本，新的书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为一篇。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鲁迅计划编译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用《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为书名，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之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