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深秋吧，我接到郑振铎先生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去谈一件事。那时，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因内部对经营方针有斗争而关门，我已改在晨光出版公司主持编辑工作。静安寺庙弄他家那间随处是出土的唐三彩立俑和马、骆驼，四壁书橱里大部分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屋角堆满了影印用版画玻璃板的书房，我是一位常客。那天刚坐下，振铎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份丛书目录和译者名单给我看。他告诉我这二十部译稿，共约有四五百万言，有的已译成，有的年底或略迟数月可完成。“这是我们文协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处合作编译的。今天同你商量，文协可以把丛书出版权交给晨光出版公司，你是否愿意接受？”据冯亦代回忆：这套丛书交“晨光”出版是他向郑振铎建议，然后经大家商议决定的，理由是出版这套丛书，应有最好的装帧设计和精致的印刷，他们认为当时在上海可以承担这份工作的，“晨光”最为适宜；最后决定由郑振铎约赵家璧谈。我看完了书目单，真如天上掉下了一块宝，说不出地高兴。我情绪激动地感谢文协把这样一套译稿交我们出版。这不但从出版角度而言，不用吹灰之力凭空到手了一大批现成的珍贵的第一流的译稿；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年青时就爱读美国现代文学作品，读完一个作家的主要原作后，我就试写一篇评介文章，陆续发表在三十年代的各种文学刊物上，如《现代》《文季月刊》《世界文学》等，包括关于德莱塞，休伍·安特生，格特鲁德·斯坦因，海明威，福克纳，杜司·帕索斯等，一九三六年编成一本题名为《新传统》的文集，列在“良友文学丛书”中。以后我也有过编译一套美国文学丛书的设想，但是哪里来的条件，谈何容易呢？振铎今天答应给我的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批现成的译稿吗？我开始简直不相信这是不是在梦中。振铎看出我已表接受，他就向我提了四个条件：1.译稿将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交齐，全部丛书必须在年底前一次全部出齐（包括精装本）；2.编排、装帧、印刷和用纸都要保证高质量；文稿内容由文协负全责；3.出书前后，要在全国各大报刊登大幅广告，广告费用可由美新处负担一部分；4.晨光出版公司应分别与各译者订立约稿合同，出版后按常例付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对此，我全部同意。他又对我说：“还得由文协通知美方说明是那家出版社负责出版，然后你们之间可能还要签个合约。如果美方无异议，译稿将来由你直接去美新处向安娜陆续拿。”过了几天，振铎来电话说，美方同意交“晨光”出，合约也不必签了，就这样一言为定。
四条中最难办的是第一条，二十部译稿是否能全部按期交稿呢？一九四八年是国内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在军事上作垂死的挣扎，经济上已日趋崩溃，币值一日数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出版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马路上站立着不少叮叮当当的银元贩子，不明时局真相的小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我从安娜手中陆续拿到的译稿，到一九四八年冬只来了十七部。北平的毕树棠来信说明因病，《密西西比河上》将推迟交稿。我们为了争取时间，把该书书名编号列入第三种后，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把丛书十七种十九册（内两种分上下两册）先行一次出书。《密西西比河上》在是年八月初补出上册的，当时上海已庆祝解放三个月了。
郑振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沪去香港的。临行前，他特别约我作了一次深谈。他向我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预言不久全国各地都将得到解放。他一方面向我了解丛书的印制进程，一方面嘱咐我要把这件工作做到善始善终，不能失信于国际友人。他谆谆教导我：中美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当前美国执政者的反华政策将来肯定要失败。这套丛书所收的美国作家大多数是比较进步的，作品是健康的，具有各自的价值，应当按原计划出书。我建议放弃用“美国文学丛书”的原名，改用“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总名，而把这十八种译作作为第一批——美国之部，以便今后续出其他各国的，他同意了。同时，他要我在每本书前印一篇《出版者言》，实事求是地把中美双方合作编译经过扼要说明，刊出全体编委名单，并将曾经出力的美方友人都写进去表示感谢。我拟了初稿送他过目后，他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又在美国友人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费正清博士。我过去不认识费，和他并无接触，在我接手出版事务以前，他早已回国去了。振铎填上他的名字后，郑重地对我说：“这套丛书如果能有一天与中国读者见面，费正清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全国第一届文代大会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北京饭店看望早已从香港回来的郑振铎同志，我把当时已全部出书的十八种二十册丛书精装本双手捧给了他。当他看到他曾化了极大心血主编的（这套丛书，事实上应当写上“郑振铎主编”五个大字）“美国文学丛书”已整整齐齐地放在他的写字台上时，他那粗壮有力的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着，高兴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可惜就是这样一位为中美人民文化交流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作家，不幸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又为了促进亚非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活动，而英勇地牺牲在飞往阿富汗的天空之中，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了。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在一九四九年后，又续出了一种美国的，三种苏联的，不久就停刊了。现在把最先出的十八种名符其实地恢复它最初决定的原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冯亦代在《新华月报·文摘版》介绍这套丛书时还说：“丛书的封面装帧，记得是钱君匋设计的，十分美丽大方，精装本尤其精致，封面用充皮面，烫金字，在当时还是罕见的。”他在这里把美术家的名字弄错了。这套从书的装帧设计者是现任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著名美术家庞薰琹，当时他刚从法国回沪不久。晨光出版公司成立前，他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商标，运用唐朝砖刻上的一幅鸡，制成一个美丽的图案，象征雄鸡一鸣天下白，形象古雅，线条优美。这套丛书出版前，我又去请他设计封面、环衬等，他又慨然同意。他用寥寥数笔，画了一艘十八九世纪主要航海工具的多桅大帆船，驶行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之间的惊涛骇浪上，夜空中繁星点点，船舷前一只海鸥在振翼疾飞。环衬中，又加画了一束美丽的花环，一支钢笔和一支铅笔交叉横贯其间，象征着通过翻译者的笔，把两国人民的友谊结合在一起。这样一幅给人以美感享受而又富有诗意的设计，一看就知道出于名家的手笔。这些小事，今天，庞薰琹同志自己也许早已淡忘了。
“十年浩劫”期间，因为和这套丛书沾了边，许多编委，特别是译者都受到了无理的审查，吃尽了苦头。我是丛书的出版者，当然被诬为“美国文化特务”，全套丛书被称为“大毒草”。所有译者工作单位的造反派，几乎个个都派人来向我外调，无一幸免，我一共写过二十多份类似的交代材料。马彦祥同志这次来信一开头就说：“关于翻译美国文学丛书的过程，我也记不清楚了，只因‘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亦以受审，写过材料，大致还有点印象。”徐迟同志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费正清的关系是主要审查内容，革命小将一个劲地审问我是否美国的文化特务，后来平反了。”以后读到费正清的书[1]，里面说到他在美国被麦卡锡分子诬为中国的文化特务，可见东西方在这些事上倒也差不离。冯亦代同志夫妇为了这套丛书而遭受的冤屈，自不待言了。
丛书中解放后重印的只有惠特曼的《草叶集》。一九五六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惠特曼，根据国内纪念活动的安排，由译者修改删选，改名《草叶集选》，署译者真名楚图南，另写后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再版一次。吴岩译的《温斯堡·俄亥俄》，一九六五年在香港被人易名为《小城故事》改头换面地翻印，连后记都照抄了一大段。现在译者修订重印，改名《小城畸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徐迟把《华尔腾》中的一章《湖》修改，发表于《长江》丛刊，一九八二年把全书修订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版，书名《瓦尔登湖》。他来信中说：“现在作为一个散文作者的我译了梭罗，人们会认为很合适，其实我正是在译了梭罗之后，受到影响，这才使我有可能写散文写得好一些的呢。”其他几位译者，也都有意把旧译重新修改，但大家都因年迈事忙，就怕抽不出时间。
这套丛书印数少，又逢战乱，知道的人不多，影响也不大，但为编译这套丛书而由中美文化界人士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今天来看，并未白费。在中美人民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日子里，替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这套丛书记下它的一笔坎坷的历程，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无意义可言吧！
1980.4.20.
（原刊于《读书》1980年第10期，此次有补充）
【注释】
[1]John K.Fairbank：The U.S.and china，一九五八年版，第273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