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志摩逝世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尽快把他留在我手中的遗作《秋》送到读者手中，但字数不够，因此开了三个夜车赶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为《写给飞去了的志摩》，凑成一册，编为“一角丛书”第十三种，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由于书前要附印诗人照相一幅，我去访问陆小曼，她知道我们将出版志摩遗作《秋》，极表欣慰。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她提出她还藏有其他遗稿、日记和书信之类，问我是否可以帮她做些整理工作，有机会时出版。她也吐露了将来如有可能，是否把志摩的所有作品，合成全集出版。从这第一次会晤起（以前虽在志摩家中见面，仅仅点头招呼而已），一直到她一九六五年逝世为止，在长期交往中，慢慢发现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子，幼年学习过油画；后拜贺天健为师，所作国画，以山水画驰名艺坛；又通英法两国文字，能翻译英文小说；文笔秀丽，写得一手动人的散文，除已收入《爱眉小札》和《志摩日记》内的作品外，一九四七年还为赵清阁编的《无题集》（晨光版）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她为人善良、忠厚，气度开阔，就是因病染上烟癖，精神萎靡不振，凡事随遇而安，没有事业心和上进心。她每次谈到志摩时，总表示无限的内疚，她最感悔恨的是没有听取志摩的最后劝告，脱离上海，迁居北平。她自认余生的目的就是要出版志摩的遗作，最符合她理想的是为他编个全集。这在她所写《哭志摩》的挽联中就表达了这种心情。挽联的下联说：“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十卷书稿已先后排印，我第一次去北平组稿，见到了许多神交已久而初次见面的老作家，其中有几位是志摩生前的好友，如沈从文、冰心、周作人；早在志摩家相识的陈梦家，那次又见到了。我们谈话中常常提到已去世四年的共同的师友徐志摩。我当时已有试图编印“五四”以来作家全集的打算，这也是见到英美和日本书店所陈列的世界著名作家多卷本全集而触发的。但那时现代著名文学家，从五四时代开始创作生活，都正在盛年，出版全集似嫌过早。虽然当时北新书局在大刊广告，出版《郁达夫全集》五卷本，用日记集、短篇集、散文集、游记集和翻译短篇集而冠以“达夫”二字；严格说来，这说不上是全集，何况这五本书也未包括达夫所有已发表的著作在内。当时有条件结成全集出书的，唯有中年夭折的徐志摩，而陆小曼正怀着这样的愿望。我在北平征求志摩旧友意见时，他们都给我以鼓励，其中最热心的是郑振铎，志摩的不少作品，最初发表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我那次去北平原定住郑振铎家，后来改住章靳以家，振铎先我返回上海。当我回沪后，对出版《志摩全集》还犹豫不决时，振铎要我去找茅盾谈谈。他们两位前辈一年前在计划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曾给我以极大的支持。不久，我去请教了茅盾。
茅盾先生听完我的打算后，赞成我们的这个出版计划。他认为徐志摩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他杰出的代表性，他称志摩为“末代诗人”，当时的新诗作者还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因此值得出书。他为我分析了志摩的思想，既是颓唐悲观，又想革命，看到革命的影子又害怕，正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估计，今后会有许多人研究徐志摩的生平和作品，出版全集，有一定的意义。当他知道陆小曼手里还有一批日记和书信时，他认为这是编辑全集所不可缺少的部分。要研究一个作家，日记和书信最能忠实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这是研究者所不可能从作品里得到的最宝贵的资料。他鼓励我尽最大的努力去搜集信札、日记之类，分别编集，为中国出版界编出第一部现代作家全集来。茅盾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最大的勇气，在征得良友公司经理的同意后，不久我就和陆小曼二人着手拟订编选大纲，向许多图书馆和收藏家借阅文学期刊，收集散见各处而未编入文集的零星文章，并写信向有关朋友征求徐志摩的书信。
徐志摩和陆小曼各有日记数部，但并不都在上海，有的在北平朋友那里。留在小曼手中的有关他们初恋生活的《爱眉小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一九三六年一月，陆小曼先把它交给我，于是我们先按诗人手迹本影印了一百部，然后把它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由于字数不足，小曼把同一时期自己写的一部日记也拿出来了，还有志摩写给小曼的十一封信。此书为研究诗人早期生活者第一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书前有小曼序，它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是志摩四十岁的纪念日子，虽然甚么朋友都不见一个，但是我们两个人合写的日记，却已送了最后清样了。
序文中既谈了他们之间从初恋到结婚的经过，对最后一年没有能“全家再搬回北平从新造起一座乐园时”表示无穷的悔恨。她说：“他就不幸出了意外的遭劫，乘着清风飞到云雾里去了。这一下完了他——也完了我。”
是年秋，我们立即开始行动，对于征求书信一事，由小曼和我分别写信给自己熟悉的志摩老友。由我负责的对象不多，郁达夫是其中之一。谈起郁达夫，他与志摩同是浙江人，中学同学，两人都是名作家，虽然思想抱负不同，但交谊很深。据我所知，徐志摩的社会关系都是上层社会中的大学教授、英美留学生、银行家、企业家和官儿们，志摩朋友中要找左翼作家，恐怕只有郁达夫一人。何家槐后来虽成为“左联”重要成员，但在志摩生前，他还师事志摩，生活上受到过志摩的帮助，[23]思想上并未对志摩产生过什么影响。我现在尚可查阅到郁达夫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写给我的一封信，[24]谈的就是我向他征求志摩书信的事：
志摩生前，和我通的信札不少，但在上海受了几次惊，亲友信稿，全部烧了。所以现在找了数天，终找不着一封。适之此番南来，我无机会见面。大约志摩的信，以给适之、陈通伯、凌叔华、冰心、林徽音的为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说。男朋友间，或者周作人先生还藏有几封耳（当然洵美处也有不少）。我之所见如此，聊供这点意见，以备采择（他给梁任公的信，思成或有保存，亦可以写信去问问）我月底边去上海，当来拜访。
从此信中，可看出我曾通知他胡适即将来沪，所以他说，这次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在向各方征集志摩书信的同时，我们已把志摩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分别编成诗集一卷，散文集四卷（内除收《落叶》《自剖》和《巴黎的鳞爪》三书五十五篇外，又从报刊杂志上搜集到散文、杂文五十余篇），小说集一卷，戏剧集一卷。计划另编书信集二卷，日记集一卷，合成十卷。小曼发出的征求信反应不强，仅征得志摩致刘海粟的十九通，致蒋慰堂（复聪）的九通，致郭有守的九通，致郭子雄的八通。小曼对我说，“即使应当交出信函的许多老朋友都不来（她指的是胡适和住在北方的朋友），我自己收藏的部分为数也不少，凑成一卷没有问题，虽然其中有些信，我实在不愿公开发表。另外有一部分志摩从国外寄回来的英文信，如能译成中文，也可凑出二三十封”。（这批英文信，当时没有译出，小曼生前交我保管，“文化大革命”中，一起不知下落了）。
我在和小曼共同编辑工作中，深感她对志摩的确一往情深，由于志摩生前最后几年不能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安慰和鼓励，她在谈到《全集》时，总是希望它能早日与读者相见，借此告慰诗人于九泉之下。当时小曼生活上相当困难，但对《全集》的出版，并不在经济上寄予很大的希望，书店方面也还未考虑到要预支她多少钱，虽然按通例，签订合同时，总要付一笔钱的。我们估计，一切顺利，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可以开始出书。
但事情发生了变化。胡适在十月来沪时，这个计划，由于他的关系，被他从“良友”手中抢走了。经过情况是这样：我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由郑振铎介绍，曾约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开始和他通信往来。一九三五年六月到北平，曾去米粮库胡同六号拜见他。当我提到接下去拟编印《志摩全集》时，他反应冷淡。十月中，我知道他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吃饭后的第四天，小曼突然来电话约我去面谈要事。我到她家后，她用非常婉转的话，告诉我，《志摩全集》的出版计划，胡适认为交“良友”出版不适当，他建议改交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已表同意，并愿立即预支一大笔版税。小曼哀求我，鉴于她生活困难，急需现款，她已答应了胡适，要求我一千个一万个原谅。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我完全体谅一大笔预支版税可以使小曼毁了与“良友”的口头约定，论“良友”的资力和地位，当然不能与“商务”相比，但胡适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施出这样一种手腕，不禁令人气愤。当时胡适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建成的新亚饭店，我于第二天去找他评理。胡适笑眯眯地对我说：“《志摩全集》不在‘良友’出，对你们并无什么损失，因为你们的工作还在集稿编辑阶段。现在事已成事，你也不必为此生气。我有一本书给‘良友’出，就作为对你们的补偿吧！”我考虑到版权所有人既已同意交“商务”，而且从胡适那里，还知道小曼已于前一天收下那笔钱，我怎样同他争论，也已无济于事，他先下手为强嘛！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本薄薄的胡适著作由“良友”用单行本形式出版的真实情况。书名《南游杂忆》，是胡适那两年去香港、广东和广西游历讲学的记叙文集，书共五万字。当年胡适的书都是新月书店出的，这是唯一的例外。在胡适、王云五之流的“大人物”面前，我这个青年编辑只好败下阵来。
隔了几天，我就把《志摩全集》的全部稿件送给陆小曼，她看到我，说了不知多少遍表示抱歉的话，我说：“只要商务印书馆真能把全集尽快印出来，大家都一样高兴的。”但是我在担心，这部书到了王云五手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虽然小曼当时的生活关，确实过去了。最近看到台湾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在第一辑《年谱·谱后》里，编者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项下，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时陆小曼和赵家璧收集先生的文稿，准备编印《全集》，终因困难太多，没能实现。”[25]这仅说了表面现象的一半，没有了解此后发生的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