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先生是我在光华大学读书时代的老师,不但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受到过他的薰陶,当我半工半读开始走上编辑道路的最早时期里,也曾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帮助。一九三一年初,他离沪去北京大学任教后,还保持着书信往来,每次南来,我都到四明村去看望他,因此也熟识了他的夫人陆小曼女士。我最早编辑的“一角丛书”中,他就把散文《秋》交我列入计划,但到该书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初版出书时,他早已在一周前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飞渡万重的高山,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去了。我当时还没有从大学毕业,完全出于朴素的师生之情,忽然跃出了一种天真的遐想,当我看到《秋》一印再印极受读者喜爱时,我就想起为什么将来不能给徐志摩出一部全集呢?这个念头是当时在大学图书馆和西书铺里,陈列着许多欧美著名作家成套全集所诱发起来的。陆小曼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他遇难后,我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这个时间,昏昏沉沉,什么也没有想到。病好以后,赵家璧来同我商量出版全集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33]
这说明编辑全集的设想,早在志摩逝世后一年(一九三二年)就开始酝酿了。但真正排上工作日程表还在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出书,我第一次去北京访友组稿。见到志摩生前友好郑振铎、冰心、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和陈梦家等,我向他们谈了编辑徐志摩全集的打算,除胡适反应冷淡外,无不对我热情鼓励。那一年郑振铎先我来沪,我回到上海后,他看到我还犹豫不决、勇气不足时,要我去请教茅盾。茅盾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为我们出了许多好主意,解决了不少疑难。最近发表的茅盾《回忆录(十八)》叙说甚详。[34]我那天去看望茅盾先生时,对他谈了我的编辑计划,他立即表示赞成。他认为徐志摩的思想既是颓唐悲观,又想革命,看到革命的影子又害怕,正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徐志摩写的诗,在当时的新诗作者中还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据茅盾估计,今后几代人会研究他,现在出版他的全集具有一定的意义。当我告诉他在陆小曼手中还掌握着一批未发表的日记和书信时,他说这是研究一位作家最重要的资料,因此鼓励我早日动手编;并认为替一位已过世的现代作家编印全集,在此以前尚无先例。翌年三月间,我把志摩的部分日记和书信用《爱眉小札》为书名,列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走出了第一步。同时征得经理同意后,我就与陆小曼正式商谈编辑全集的步骤,并订出了规划。我把已出的诗集、小说集、散文集和剧本等各种版本收集到手;需要花大力的是散见在南北各地报刊而没有入集的作品。这方面的工作,因限于当时的条件,远远没有做完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