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在《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里已说过，我喜爱成套的文学书，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已心向往之，把将来也编成几套文学丛书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一九三三年二月起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以鲁迅两部译本开头，接着出版巴金、老舍、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的创作小说。六月，以适夷译苏联邱孟选珂作的《阳光底下的房子》和董纯才译苏联伊林作《白纸黑字》两书为首，创刊《苏联童话集》丛书，这套书仅出了几种，没有很好发展；而“一角丛书”已出足八十种而结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良友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派遣的暴徒用大铁锤击破了。

一九三四年，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他们军事上的第五次“围剿”，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的一年。二月，查禁新文艺书籍一百四十九种，涉及二十五家书店；禁止七十六种刊物的出版，包括“左联”机关刊物《萌芽》《北斗》等在内。五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图书杂志审查会，上海进步出版业从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和限制。

是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以推行封建道德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后又规定孔诞日全国举行祭孔纪念；随着提倡读经，湖南、广东等省编制《中小学经训读本》，并举行以经书为题的中学毕业会考。一时尊孔读经的逆流在各地泛滥起来。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对白话鼓吹文言的汪懋祖，正在国民党教育部当官，六月二十一日，在《申报》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鲁迅为此写《此生或彼生》痛加驳斥，茅盾也在《文学》上写文章讽刺他。以“左联”为核心的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复古逆流进行反击，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些尊孔读经，主张打倒白话恢复文言等等的逆流，实际上都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反动，也是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在这一年开展的大众语运动讨论中，在反击“文言复兴”的理论文章里，也暴露了少数新文学工作者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否定白话文成就的过“左”言论。有的认为五四以后的白话文是“在语文上也只将‘之乎者也，换了‘的那呢吗’的变相八股”，^[2]是一种全不能为一般的大众所能懂的、充满了欧化气与八股气的‘买办文学’”^[3]；因而提出要向“死了的文言作战，同时，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话文’进攻。”^[4]鲁迅对这种论调，认为是起了“自己缴自己械”^[5]的作用。茅盾也指出当时“文化复古运动也在一些新名词的掩护下进行”。^[6]

这一时期，鲁迅指出：“别有一支讨伐白话的主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7]当时以提倡小品文为名、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的《人间世》半月刊，由林语堂主编，正在这年四月创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林语堂把他明目张胆地讨伐白话文学，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我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8]

反映在上海图书出版界的，是这一年，大量古书成批翻印^[9]，报上经常刊出满幅广告。这些出版物对整理国故确实起一定的作用，但这么多大书店，集中一个时期翻印这么多古书，也不免为弥漫社会上的复古之风助长了声势。

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诚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就想，已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符合出版水平的来稿不多，要经过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才能出成数十种或上百种。我为什么不来一个整理编选工作呢？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屈指计算，为数也不少，这些书都是纸面平装本，分散在各处出，极难觅齐，如果我能把它择优编选，统一规格，印成一套装帧美观、设计新颖的精装本，可取名为“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之类，那不是克期可成的工程吗？但这个想法立刻被自己的第二个思想所否定了。一百种成名之作，如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和胡适的《尝试集》等，不是由各个不同的书店所出，版权页上都写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大字吗？我有什么办法去冲破这条出版法呢？但企图整理编选“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这个编辑构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另外，我想到我已经在编的几种成套书，都是先有一个编辑意图，定了一个名，划了一个范围，然后坐等来稿（当然也争取出门组稿）。作家写什么，我们出什么，也可以说你争取到什么出什么。这些书，良友不出，别的书店也会出；编辑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我当时又想，编辑是否可以自己多动些脑筋，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在编辑工作上变被动为主动，因而有所创造呢？编辑一般来稿是从有到有，把作家的创作成果，通过编辑劳动，变手写原稿为铅印书本，送到读者手中。但编辑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整套书完成后，不但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是，如果不是为了适应编辑的这个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会想到要自己去化时间编写这样一本书。这种编辑方法是否可以称为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呢？时间已隔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回顾，我编辑“大系”的最初阶段，似乎具有这样的一种设想；或称出于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促使我要干出一番新事业，编出一套好书来。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年少气盛，不自量力；后来在前辈作家的指引和帮助下，这一理想竟然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实现，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遗憾的是另一套姊妹篇没有能够如愿完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