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全集文稿移交后一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宣告破产关门，商务总机构先去香港，后迁重庆，全集文稿的出版，当然遥遥无期了。十四年抗战胜利，商务迁回上海。小曼怀着满腔希望去商务打听全集文稿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志摩的稿子，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要查起来才能知道这一包稿子是否还存在”。小曼当时的失望之情，我们可以想象得之。一九四七年，她为了纪念志摩诞生五十周年，又把两本志摩的未发表日记交我，我用《志摩日记》为名，列入我当时在晨光出版公司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中。小曼在序文中说：

十年前，当我同家璧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全集》时，我有一次在梦中好像见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兴，《全集》决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决不会实现。我醒后，真不信他的话，我屈指算来，《全集》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出书，谁知后来果然受到了意外的打击。一年年的过去，到今年整整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

那时，王云五已上南京当财政部长去了，商务总经理改由朱经农担任。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小曼时，她从烟铺上跳了起来，大声地笑着说：“这就好了，朱经农是志摩的老朋友，他一定会帮我去把志摩的稿子找回来，我明天就去商务找朱经农，这一下有了希望了。”不久，朱经农居然有信给她，说全集文稿安然无恙，但还在香港商务，将尽早把它调回上海。小曼得到这个喜讯，打电话要我到她家去谈谈。见到我时，她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张瘪了的嘴笑得合不拢来，她对志摩的一片深情，使我感到她的后半生，一直把出版《志摩全集》作为她报答丈夫的唯一愿望。

但那时，上海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前夕，人心惶惶，百业凋零，出版业更是一蹶不振，这样一部大书，商务也不会列入出书计划中。所以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陆小曼作出了这样的哀鸣：

谁知等来等去，书的消息没有，解放的消息倒来了……我这时候，只有对着苍天苦笑！用不着说了，志摩的稿子是绝对不会再存在了，一切都绝望了！我还能去问谁？连问的门都摸不着了。

陆小曼所不知道的是，这一大包稿子从香港调回上海后，商务编审部的编辑，投下不少人力，已默默地把它整理、编校完成，而且打成了纸型。他们还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把志摩给小曼信中，有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留了方框（此次付印，把能够记起的人名恢复了；有的已无法记起，有的也不能妄加猜测，一仍其旧）。他们当时是准备用《志摩遗集》名义出版的。在书后还写了一段后记：“……整理未就而‘八一三’之难作。敝馆编审部自沪迁湘，由港徙渝，抗战期间，几无宁处，原稿仅获保全，未遑编印。”向读者说明了事实经过，下署“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谨识”。我现在重读这段后记，颇有所感。商务编审部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理这“一大包稿子”的。回忆我在胡适压力下把编辑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做好的文稿交还小曼后，从此不再过问，也不再帮她做些其余力所能及的事，深感歉意。试想如果当年商务没有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把文稿转移到香港妥为保存；如果抗战胜利后商务编审部没有及时整理、编校，最后留下清样，打成纸型，陆小曼在上海解放时所担心的事，很可能不幸而被言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