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四年秋，“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计划酝酿期间，我曾把“大系”的编辑意图和初步设想，向鲁迅请教过，他赞成这个计划。当工作逐渐具体化时，我们已决定把短篇小说部分，按文学团体分编三卷。文学研究会一卷由茅盾编选，创造社一卷由郑伯奇编选，但是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的那一卷，请谁编选最为合适呢？我们当然最先想到鲁迅。他是成为中国新文学奠基的丰碑《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的作者，又是重要文学团体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领导人，在中国文坛上他是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作家。但是考虑到他工作很忙，当时身体健康情况欠佳，要他担任内容这样庞杂的一卷的编选者是否能得到他的同意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由郑伯奇伴同我到内山书店去看鲁迅先生，先把“大系”的具体规划和最近的进度向他作了详细介绍，然后提到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卷已由茅盾和郑伯奇答应编选，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的那一卷，我们想请他担任编选。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立刻作直接的答复，又谈了一些他对这套计划的看法；最后对担任编选的事，谦虚地说：“一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吧！”当我坚决要求时，先生表示：“假如真找不到别人，就由我来担任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许多刊物如《新潮》和《新青年》等手头都没有，必须由良友公司负责供应。”这一点我当然欣然答应了。临别时，他很风趣地对我们说：“你们来找我同意为你们编选这本集子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检查官是否同意，你们倒要郑重考虑的。”

鲁迅对我们提出的忠告是从斗争实践中得来的。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他们查禁进步书刊，禁止进步文化人发表文章，甚至屠杀革命作家。反动当局又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所有出版物强迫进行原稿审查。在这笼罩着上海进步文化界的白色恐怖中，鲁迅是首当其冲的。审查机关对他残酷迫害，用鲁迅署名的书大批被禁，用其他笔名发表在日报刊物上的文章，也被乱砍乱删。他们像蝙蝠怕见阳光一样地害怕鲁迅的名字。我们考虑到审查机关对这套“大系”操有生杀之权，在白色恐怖层层压迫下，如何同审查机关一方面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又要使我们的出版物能和读者见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当然，我们也知道选材都是“五四”时代的作品，问题不大；但是编选者中有几个名字，特别是鲁迅，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编选者写的导言送审时，他们就可以下毒手。鲁迅这一席话正提醒我们要同审查会这个鬼门关进行一番较量，我们对此也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一年前，我们已尝过白色恐怖的滋味。

原来“良友”专业出版各种画报，向来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注意。后来陆续出版进步的文艺读物，白色恐怖的魔手也伸了进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就与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同时被所谓“影界铲共同志会”的特务所破坏，门市部大玻璃被铁锤所击碎。这显然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但不久，就有当时任《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在鲁迅写的《谣言世家》^[37]一文中被点了名的那个挂名“文学家”汤增敭以卖稿为名找上门来，被敲去了一笔钱，还说“保证”以后没事了。我把此事告诉过鲁迅，他曾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里给以挞伐。文章中说：“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