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了了解我要编选的对象，我曾多次分别去当时上海有名的几所大图书馆，对“五四”以来出版的现代文艺书和文艺期刊进行广泛的搜索，查卡片、闯书库、翻阅旧期刊。经过实践，逐渐发现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很少，短篇小说、散文、诗、戏剧和理论文章部分都已收入个人的集子或合集里，极大部分散见在当时的文艺期刊或报纸副刊中。我便产生这样一个新想法，如果能改用编选各个单篇合成一集，那就不存在侵害他人版权的法律问题了。我们可以分编成“五四”以来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等。我又想，这样一项大工程，我一定要去物色每一方面的权威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再由他在书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每个文艺团体有一篇历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去自己查阅，借此可了解这一部门十多年来的收获。当我从翻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上述比较具体可行的编辑构思时，我与郑伯奇常常商量讨论，慢慢地心中有了个底。伯奇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他是我的好参谋，我能作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成就，都与郑伯奇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

那一年，阿英已有两本著作编在“一角丛书”中出版——《创作与生活》和《灰色之家》。他经常来良友公司找郑伯奇谈工作，那时他们两人和夏衍已参加了明星影片公司，据于伶的回忆，经瞿秋白指示，由阿英、夏衍与郑伯奇三人，用三个假名，秘密受聘为该公司剧本顾问，由夏衍负责组成电影小组。^[11]阿英为人坦率豪爽、和善可亲，有事找他，他都热诚相待。对良友的文艺出版工作关怀备至，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更奖掖有加。当我把拟编一套“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丛书的初步想法与他商谈时，他表示绝对赞成，并鼓励我说，这样一套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久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要我加紧进行。他自己搜集新文艺作品数量之丰富，文艺界中人所共知。我想按我的设想，如果每集书后都要附史料，如作家传记、文学团体资料、作品书目和有关资料等，这些材料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搜集，然后供应给编选者。阿英当时就表示将来“良友”如有需要，他愿意无条件供应。这番话，不但给了我精神上的鼓舞，更是一种物质上的力量在推我向前。他的话不留在口头上，而立即见之于行动。隔了几天，他约我到他家里去参观他的藏书。

阿英家住静安寺赵家桥路一幢中式里弄房屋，进门是间大客堂，也是他的藏书室，四壁全是封闭式的白木书箱；中间放了一张黑木方桌是供全家人吃饭用的。他的工作室在楼上。那时他和父亲同居，孩子还没有生下几个。阿英是地下党党员，他的住所是保密的。那天他对我热情招待，把藏有新文艺书籍和期刊的木箱都打开了，我才发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我在翻阅这么多珍贵文献时，想到当时左翼作家生活困难，他历年节衣缩食，搜购到这么多“五四”以来新文艺书刊，他对这些旧书是寄予深厚的感情的。同时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正在做整理研究工作，他已用张若英笔名编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以下简称《运动史资料》），刚刚由光明书店出版。我向他告别时，他签名赠我一册。我手中拿着阿英的赠书，从赵家桥回家途中，我第一次感到，我为编这套大书所首要解决的资料来源问题，已找到了一个大宝库。因为向图书馆借书有种种限制，现在有了阿英藏书作靠山，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可以起步了！

阿英在向我介绍他的《运动史资料》时，还要我去看看最近出版的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他说，他的序文里提到它。这是一部用宣纸按原稿手迹影印的线装本，古雅可爱。编者把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间担任刊物编辑时“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而搜集到的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衡哲、陈独秀、鲁迅八家二十六首白话诗手迹原稿影印成册，“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当时出版这样一部诗集，已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而刘半农的那篇序言，更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因为序中说到当他把这部诗稿送给陈衡哲看，“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时，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12]我认为陈衡哲的这两句话，包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为什么当年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如今人们都已把它看得如此遥远了呢？为什么如刘半农自己所说“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呢？^[13]阿英在他的《运动史资料》序里，在引用陈衡哲两句话以后，接着就感叹地说：“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14]这里，阿英已提出了一个抢救文献、整理文献、出版文献的问题。他编选《运动史资料》，就说明他早已注意及此，而且在自己开始做了。

我从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一书中，得出我要把我的那个理想用分集编选方法来实现是有例可援的，刘半农的《初期白话诗稿》，不就是我理想中那本“五四”以来诗集的雏形吗？而读完《运动史资料》后，我对这套理想中的大书的内容又有了补充。我从最初想编的“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仅限于作品，改为请人编选各集后，也仅限于作品，而把史料附在各集之后。经过与阿英的几次接触，并读了他的书，计划似乎有必要加以补充调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怎么可能产生如此丰富的各类文学作品呢？

我当时还有一个好参谋，那就是在主编《现代》杂志的施蛰存，他既是我的松江同乡，又对编辑一道，具有独自的见解。“一角丛书”创刊期间，最早提携帮助我的就是他；我在工作中每遇困难，经常去请教他。这时候，酝酿中的这个编辑计划，日夜困扰着我，使我坐立不安，夜不成眠。我感到要找个老编辑、老朋友谈谈心，求他帮助我出谋划策。施蛰存和阿英早就相熟。有一天，我便去找了施蛰存。因他对文坛情况非常熟悉；对编辑成套书同我一样感兴趣；对欧美、日本的出版物，我们经常一起谈论，都感到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把我最初的打算，以后改出编集的计划，和阿英谈话后的一些新想法谈了。他认为这样一套大书，单单作品是不够的，前面应有理论文章的结集，而每集后面各加史料，不如另出一集史料，这本史料集就可请阿英担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于这样一套包括理论、作品、史料的大丛书，我设想不用丛书之名，而学习日本出版成套书中所用的“大系”二字。这两个字我认为颇具新意：既表示选稿范围、出版规模、动员人力之“大”；而整套书的内容规划，又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是按一个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进行组稿而完成的；与一般把许多单行本杂凑在一起的丛书文库等有显著的区别。施蛰存经常跑内山等日本书店，熟悉“大系”为名的日本成套书，他立刻赞成我的这个想法。回“良友”后，与郑伯奇商议，他是日本留学生，对此书名更表赞同，他说：“这在我国出版界，还未被人用过的呢！”以后我与经理商议后，就决定命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上述的酝酿时期，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三四月至七八月间，“大系”的基本轮廓有了，编辑这样一套“大系”的必要性已肯定了，但如何分卷，请那些人来担任编选，全未着落。八月间，从北平来了一位文艺编辑界的老前辈，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郑振铎，“大系”工作又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