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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一九三五年三月开始在各报刊登发售预约广告，年底出齐。初版全部布脊精装，由汪汉雯负责装帧设计，宣传广告也由他负责，十卷约五百万言，初版二千部，很快订出。五月十五日出《小说一集》，开了第一炮，反应很好。七月出两种，八月出三种，十月出三种，眼看最后一种《史料·索引》年内可出齐，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阿英编的《史料·索引》篇幅多，工作量大，他是分批交稿的。二月十九日，阿英的老父突然在静安寺赵家桥家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拘捕。因阿英正好外出，幸未落入敌手，而老父被作为人质。阿英既无法回家，他的稿件和材料都在家中，我们只好等待了。这就影响了良友公司对预约者的信用问题，而我们又不能向读者说清事实。当时我的心情，焦虑忧急，束手无策。不久事情幸告解决。有一天，阿英突然来“良友”编辑部，我和伯奇看到他出现在我们眼前，真是惊喜交集。知道他已平安无事，我们也就放心了，便催他加速了结他的史料集。一九三六年二月，《史料·索引》终于由装订者送来了样书。这样，酝酿于一九三四年的一个理想，至此终于全部实现了。

在全书没有出齐时，因预约户超过初版印数，又把精装本再版两千部。一九三五年九月，为适应学生读者，加印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二千部，售价每套减为十元，预约仅七元。同时我又编了一本“大系”三版本样本。这个厚六十页的样本中，除分别介绍十个集子的内容外，又加了《舆论界之好评摘录》，把当时《申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地七种大报的评语，摘编四页，并把《文学》的评语，列在最前面。还用二十五页篇幅，把九卷的全部目录（除《史料·索引》）编入，供预约者参考。这一样本，和第一次样本一样，我早已不留，连当时曾有过普及版样本这回事，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今春我准备写此文时，上海书店毕青同志从大堆旧书中为我找到一册，对我来说，真是如获至宝。这些样本，当时仅供作宣传广告用；时隔半个世纪，今天，也已成为珍贵的史料了。

当时我所以把《文学》上的评语列在最前面，因为《文学》是傅东华编的权威性刊物，茅盾和这个刊物关系密切，他曾用各种笔名为它写书评；别人写的书评，他也都过目。这篇书评把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同“大系”相提并论，题为《最近两大工程》。评语中有一段话值得录下：“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亦难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34]我认为这段评语，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茅盾写给我的信，发表在《现代作家书简》中的，还有一封也与“大系”有关，信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写的：

顷见本月二日《社会日报》之“十字街头”一栏有“四马路来”一篇，内谓“良友”出版之“新文学大系”第二集由茅盾负责编，然“茅盾忘记年代”，因“当然不能没有自己和丁玲的作品”，而“一九二五年以前，实在自己和丁玲的作品决没有被选的可能，于是变通办法，将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作品都选进去了”。此一段话不合事实：一、茅盾所编为小说一集，非二集；二、一集中并没有自己和丁玲的作品。此虽细事，但事实不容错乱，弟以为贵处似可用公司名义去一更正信，若兄以为小报消息，本来不尽不实者居多，拟置之不理，弟亦赞成也。

今天重读此信，这也属于社会反应之列。当时上海出版的小报，各有背景，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经常向革命的或进步的作家脸上抹黑，有时故意造成混乱。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曾去信茅盾，认为还是“置之不理”为妙。但这封来信，却证明这位小报记者根本未看原书，妄加评论。而专选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小说一集》，虽然收了二十九家五十八篇小说，独独不选编者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这位前辈作家虚怀若谷，多么令人钦佩；而那位小报记者的攻击，真正地扑了一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