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因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一九三九年一月，改组为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编辑部由我负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发生，随后，日寇入侵英法租界，“孤岛”时代的上海，从此结束。十八天后，“良友”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光明八家，同遭日寇查封。此后，先迁桂林，后搬重庆。到一九四五年春，眼看日帝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我便在心中筹划着如何胜利返沪后，在重建良友文艺出版事业方面打开一个新局面，既要继承三十年代的旧传统，又要有些新的发展。于是经常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和主要作家，商议胜利后的出版计划。当时文协主持人老舍和我同住北碚，例假日我从重庆回北碚探亲，常去那座原属林语堂所有的小洋楼里看望老舍。我说，我回去后，将继续编辑出版成套书，三十年代拟出的《志摩全集》中途被商务拿去，至今未出，一直耿耿于怀，我将来仍要出版几位重要作家的文集或全集。老舍就答应让“良友”出《老舍全集》，《四世同堂》就是在这个默契下先把原稿交我的。

我那时想得最多的是“大系”的续篇如何编。想想蔡元培的总序和茅盾的《编选感想》中，前者认为既编了第一个十年的，那么将来还可续编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后者称“大系”为第一辑，那就希望我们续出第二、第三辑。我国的全面抗战开始于一九三七年，那么，第二辑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起到一九三七年全民抗战爆发为止，正好称为第二个十年。这十年是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史料整理工作，只能待诸来日，在重庆是无从作什么准备工作的。但日寇末日，即将来临，如果把抗战时期全国文学界的理论和作品，按“大系”体例编为第三辑，出套“抗战八年文学大系”，^[35]先把组稿工作做好，再乘留渝期间，把这几年中各地出版的资料先搜集到手，以便供应编选者，那么，胜利回沪，即可编辑出版。我当时和“文协”秘书梅林商谈，“文协”掌握大量资料，包括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三个部分。这些资料，大部分出版物都是当地土纸印刷，质量差，印数少，如不在战时立即着手搜集，过几年就无从寻找了。我先把史料集的编辑工作，也就是资料的搜集工作，请梅林担任，他答应了。由于决定“大系”第一辑命运的第一个关键性人物是阿英，我凭了这个经验，约定梅林以后，我才敢迈出第二步。这里，我要向梅林同志表示歉意：一九五七年我为《人民日报》写《编辑忆旧》时，因为他与胡风事件有牵连而蒙上了不白之冤，我的文章中不得不把他的名字删去了，到一九七九年《新文学史料》转载此文时，才补了上去。

我得到梅林的支持后，开始在重庆与老舍、巴金二位商量，请他们在如何把抗战时期的“大系”续篇编好出出主意。重庆时期，与我来往最密切的作家就是他们两位。老舍答应担任报告文学集的编选，这是“大系”第一辑中所没有的。巴金不愿担任这类工作，但当原来请定担任诗集编选的闻一多，因教务繁忙来信辞去时，幸赖巴金的帮助，代我邀约李广田担任。当时李广田和闻一多、朱自清都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一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同老舍商量时，他主张小说集还是请茅盾担任，理论集可请郭沫若。我认为这两位前辈作家如能来参加编选，那就增强了我们的阵营。但我对郭沫若，三十年代当他寓居日本时，良友公司曾两次邀请过他担任“大系”和“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内两部书的编选，都蒙他复函同意，而两次都告吹，我实在无颜再去找他来担任“大系”第三辑的编选。老舍就说：“我与郭老见面机会多，我来替你去请他吧！”过了两周，我回北碚探亲度假，去看望老舍时，他高兴地告诉我：“郭老已同意，你自己去天官府联系吧。”我去看望郭沫若时，先向他表示了万分的歉意，他说，他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也能体谅我和伯奇的处境。当我请他担任理论集编选时，他说：“如果你们真有意思要编抗战时期的“大系”，我来试一试吧！”郭沫若答应编第一卷，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我决心要把“抗战时期”的同“第一个十年”的一样编好。

散文集请叶圣陶编选是我去请求他时，他就一口答应的。那天，他还对“大系”说了几句赞扬的话。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在北京时，曾和丁景唐同志一起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圣老，想请他编选“大系”“第二个十年”的散文集，他因年老体弱，推荐吴组缃担任。我和他谈起重庆时期的旧事，他还清楚地记得。戏剧集仍请洪深担任，他在北碚复旦大学执教。我回北碚探亲的例假日，渡河去复旦找到了洪深，他不但答应编选，而且提出戏剧集应扩充为二卷，因为抗战时期，重庆、桂林、昆明、延安、上海等地，有大量的优秀多幕剧出版或上演，这和“第一个十年”时期大不相同，那时独幕剧较多，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我同意他的意见，把戏剧集分列两卷。这样，“大系”的第三辑，副题为《抗战八年·1937—1945》，包括理论集、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集、诗集、史料集各一卷，戏剧集二卷，共八大册。

茅盾当时住在唐家沱，有时也来重庆，他对“大系”是有感情的，他在三十年代就寄希望于良友能把它继续编下去，是他称“第一个十年”为第一辑的。所以当我专程去唐家沱告诉他，我们准备在重庆把“大系”第三辑，抗战八年的八卷本进行组稿工作时，他是所有约请的编选人中，反应最强烈，情绪最兴奋的。我为此事，在重庆和唐家沱几次请教过茅盾，对其他各卷编选者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像一九三四年时一样，替这第三辑计划作了种种设想。他也关心到这样一套战时制订的编辑计划，将来抗战结束，国内政治局面如何，还不能预料，“良友”迁回上海，是否会一帆风顺地（我曾把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内部纠纷告诉过他）按计划进行呢？他说，到了那时，各位编选者也会东西南北，分散四方，各奔前程的；这和三十年代大家集中在上海比较稳定的时期，不能相比。所以他要我稳步前进，不能把前途看得太乐观。因此，他认为签个约稿合同可以，预付编辑费之类没有必要（三十年代我们这样做过）。他说，朋友们还是对你这个编辑有信任，几个预支稿费是起不了约束作用的。茅盾的这一预见，事后证明非常英明。抗战胜利，我于一九四五年除夕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因股东内部纠纷，无形停业，这个计划根本流产了，老舍也在这年与曹禺去了美国。

我接受了茅盾的劝告后，我就约请在渝的编选者在重庆曾家岩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同时把约稿合同分别签订了。我回到上海时，皮包里就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洪深、李广田、梅林亲笔签署的七份约稿合同。此外有一包从书刊上撕下的一叠稿件，那就是茅盾在我离渝前交给我的《小说集》选稿，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张选目单。我记得那些原始资料是我从梅林那里借来送给茅盾阅看后，由我按茅盾的选目，再去找了原书来（当时在渝尚可买到），一篇一篇撕下集中保存的。预计一旦“大系”第三辑计划实现，最先送到读者手中的，又将是茅盾所选的《小说集》。茅盾对“大系”第三辑出版计划的热情支持，这份选目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其他编选者均未动手时，已第一个把小说集选目初稿送给了我，内分五类，入选三十五篇。这些资料，一九四九年后我一直保存着。

一九七五年我为《人民日报》写的回忆文章中，我说到过这件事。姜德明是位有心人，事后曾来信要我把这份选目寄他看看，据姜德明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写的文章中说：“后来，我请赵先生将原目寄来一阅，随手记在笔记本里，原件早已归还赵先生。茅公逝世后，我忽然想到这份选目，但却记不得记在何处了。我以为这份材料最好由赵先生出来说明才好，因即写信询问此事，并请他动笔，信发出后到今天未见回信，也许他在‘十年浩劫’中早已丢失了原件。”^[36]姜德明同志的来信，猜中了原件丢失的原因，也引起我对这份选目的重视。编选者已离开了我们，但抗战时期短篇小说的选编工作将来肯定有人会做，那么茅盾的选目，其参考价值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便写信问专门研究茅盾作品的翟同泰同志，他写过《茅盾同志答客问》。我还记得大约在一九六二年左右，翟同泰曾访问过我，记下了茅盾与我交往的资料，也曾把这张选目抄去。后来姜德明自己找到了他的笔记本，而翟同泰寄我的记录更为详尽，因为他把每篇小说的出处都录下了。

我这篇“说来话长”的文章已写得太长了，但从史料角度看，正如姜德明文中所说，由我来第一次向读者公开这份茅盾选目，也许还不算是浪费篇幅的。那么，我就用这份选目作结束，用以表示我对茅盾同志的感谢和哀思。因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是“大系”第一辑和第三辑的积极支持者，都是第一个交稿的编选者，一直到他八十年代逝世前不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还为“大系”说了不少美好的语言。他真是所有编选者中，对我帮助最大，对“大系”出力最多，为期最长，感情最深的前辈作家。现在，所有十位编选者和一位总序作者都已先后成了古人，而当时仅二十五岁的我，也已成为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他们所完成的十卷本“大系”的辉煌巨著，虽历经沧桑，既已按原样大量影印，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在继续编印“第二个十年”的“大系”（1927—1937），此后还要编“大系”（1937—1949）。这些续篇，都是我们当时所殷切盼望着有人来做下去的工作。时隔五十年，这些新文学运动的宝贵遗产，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地做好整理、编选和写序工作，这将在国内外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肯定会远远超出三十年代“大系”的质量。这是最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蔡元培、茅盾等前辈作家的。我在这里，真诚祝愿上海文艺出版社早日胜利完成此项光荣任务！

1983.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