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十位编选者确定以后，我去谒见蔡元培，那大约是在岁尾年初，时间快进入一九三五年了。在此之前，我已请求过他二次，一九三二年，为《全国大学图鉴》，一九三三年为《苏联大观》题字。[32]这一次要求大不相同，除了请他为《大系》写一篇万言总序，放在第一卷《建设理论集》之前以外，我还要请他写二三百字总序提要，编入样本中。那天，我心中有些战战兢兢，怕他老人家年事已高，院务繁忙，设辞见拒。
当我把“大系”规划和编选者名单送给他看时，他仔细地翻阅了一下，他认为像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应当有人做了，现在良友公司来编辑、出版，很好！我们的话题，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回忆。他为我叙述了他个人在当时所参与的几次大事的经过。他告诉我，他是怎样进北京大学的，怎样为了请思想较进步的教授而受到外界的责难，胡适和林琴南怎样在北大发生笔战，等等。他像又回到五四运动初期，风云疾卷的大时代大动荡的日子里，在他慈祥的眉宇之间流露出一层满意的笑容。他还问起我，现在写小说、写诗的作家中，有哪些人是有成就的？他很谦逊地说，因为院务忙，与新文学刊物和作品久焉失掉接触了。正像一位老母亲，对他首先提倡的白话文学，对当时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像爱抚自己的儿女一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赞许这一出版计划以后，一口答应两件事：先写一段短短的总序提要，再抽空写一篇长序。蔡元培的《总序节要》很快寄我，文如下：
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期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废起衰，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希腊、罗马的文化，虽包括哲学、科学、文学与艺术，而要以文学为最著，故欧洲的“复兴”以文艺为主要品。我国固有的文化，如诸子的散文，策士的纵横，风雅颂的诗，楚人的辞赋，都偏于文学方面，故“复兴”时期也以文学为主要品。
欧洲的“复兴”，在艺术上，由神相而渐变为人相。我国的“复兴”，在文学上，由鬼话而渐变为人话。
欧洲的“复兴”，为方言文学发生的主因，我国的“复兴”以白话文学为要务。
欧洲的“复兴”，由十三世纪发起，历三世纪之久，由意大利而渐布于法、德、英等国，由文学而人道主义、科学方法，以达于艺术的最高点。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即《新青年》所表揭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意大利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个总检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决不是无聊的消遣！
这短短数百字的提要，已把他日后写的万字总序的精神都包括在内了。是年夏，蔡元培去青岛避暑，一大包总序原稿由邮局递来。附寄的一封信里，还谦虚地表示，因天气太热，所以交稿略迟，希望不会因他的文章而影响书的出版期。我记得总序的到手还在胡适的导言之前。
蔡元培总序的最后几句话，较《总序提要》的末一句话又有了发挥。他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斐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啊！”就是翻印《大系》的那家香港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又搞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1928—1938），也是十卷本。在一篇《总序》的最后一段话里，居然把上述蔡元培为一九三五年“良友”版“大系”《总序》里所表示的重要期望，接了过去，自称为是蔡序“大系”的继承者，在海外汉学界中造成了混乱。像法国汉学家保尔·巴迪，对这部所谓“续篇”，还有微辞[33]；国内学者更不会轻易承认这种自命的继承。我作为“大系”的主编者，有责任作此申明。
为了配合一九三五年三月开始发售预约，征求订户，让读者对这套大书心中有个概貌，由我编了一本“大系”样本，厚四十余页。书前印了我写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先说明整理选辑第一个十年间理论和各类文艺作品的重要意义，如不趁早做，“后世研究初期新文学运动史的人，也许会无从捉摸的。”其次介绍十大分卷的内容，为什么每集书前都有长篇导言，而且还有万言总序，日的是为了“使这部“大系”不单是旧材料的整理，而且成为历史上的评述工作。”最后谈了我的希望：“这次我们集合十多人的力量，费了一年余的时间，来实现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希望能从这部“大系”的刊行里，使大家有机会去检查已往的成绩，再来开辟未来的天地。”接着用两个版面，印了蔡元培《总序节要》手迹，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各占一页，用手迹制锌版，上印近影一幅，下加该集内容简介。此外是书影、预约办法和预约单等。这个样本我自己没有留存，遍找各地图书馆都未如愿，因为这种广告之类的宣传品图书馆和个人都不会长久保存的。
“大系”样本中，我还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为“大系”出版说几句话，也用手迹制版，合编两页。其中作为史料值得一提的，有三四篇短文。住在北平的冰心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产生，十年来不但如笋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没有这种分部整理评述的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紊乱的。”叶圣陶说：“良友邀约能手，给前期新文学结一回账，是很有意义的事。结算下来，无论有成绩，没成绩，对于今后的文学界总有用处。”林语堂说：“民国六年到十六年在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有足多者。在将来新文学史上，此期总算初放时期，整理起来，甚觉有趣。当时文学未成为政治之附庸，文学派别亦非政党之派别，此彼时与此时之差别，其是非待后人论之。”
林语堂写的后面几句话，与周作人的《编选感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当时正由良友公司出版（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九三五年底停刊）。在这个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的有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等，他们赞扬晚明小品，大谈袁中郎，说什么“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要谈，就是不谈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迫切问题。创刊号卷首刊有周作人肖像一大幅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鲁迅和左翼作家对《人间世》颇表不满，在《申报·自由谈》和《太白》等报刊上进行批评。我是在林语堂来“良友”开始编《人间世》时才认识他的。当时文艺界朋友对良友公司会出版《人间世》这样一个刊物颇感不解，过去许多人曾向我提过这个问题，现在这些事都成了历史，我可以乘机把这件史料也带上几句。
对出版画报、画册感兴趣的伍联德，因为两年间在出版文艺书方面也看到有些起色，于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新创刊两种附有插图的文字刊物：由上海音乐学院肖友梅、黄自、易韦斋编的《音乐杂志》；由白鹅画社美术家陈秋草、方雪鸪编的《美术杂志》（这两个期刊，都出了几期就停了）。四月起，林语堂、徐訏、陶亢德来“良友”编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徐、陶二人负责编辑工作，林不来办公。这三个刊物实行编辑独立，稿费、编辑费由主编包销，订立定期合同。伍联德怎么会认识林语堂的呢？原来伍有一位广东同乡简又文，他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做过文官，当时任南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曾在林语堂编的《论语》上写稿，这个幽默刊物是邵洵美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所出版，由林与陶亢德二人合编。一九三四年初，林语堂想另创一个小品文刊物，简又文把它介绍给伍联德，他答应下来了。简又文用大华烈士笔名写的幽默小品，常在《论语》《人间世》上发表，并在“良友”出版过一本《西北东南风》，他也研究太平天国史料。此后曾自编杂文刊物《逸经》，革命烈士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全文，就是由他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弄到后，分期连载于《逸经》上的。
伍联德既有简又文这样的同乡，也有甘乃光这样把创造社老将郑伯奇介绍进良友的同乡。我当时也请甘乃光对“大系”出版写几句，他说：“当翻印古书的风气正在复活，连明人小品也视同瑰宝拿出来翻印的今日，良友公司把当代新文学体系，整理出来，整个的献给读者，可算是一种繁重而切合时代需要的劳作。”我听说甘乃光曾向伍联德谈过，他不喜欢良友公司出版《人间世》这样违背时代潮流的刊物。一年多后，《人间世》的停刊，销路跌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伍联德对这个刊物逐渐失去兴趣，甘乃光的进言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