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后期，随着有人提出小说大众化和通俗小说的问题。一九三四年，日本文坛上，也掀起一阵讨论通俗文学的热潮。伯奇就把日本的老牌文学杂志《新潮》七月号给我看，指出有五位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片岗铁兵、森山启等对通俗文学各抒己见，写了专文。伯奇对日本的出版物极为熟悉，他告诉我，日本的通俗刊物如King和《妇人之友》等，厚厚一大册，销行数十万册，其中发表的通俗小说很多出于名家之手，情节引人入胜，故事饶有趣味，极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而日本的纯文学杂志，道貌岸然，不能深入一般群众之中，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年冬，他有放弃《电影画报》，改编一本通俗文学杂志，准备闯一条新路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他能编一个文学刊物，一定比编《电影画报》更能发挥他的特长，所以积极支持他向经理提出这一建议。
一九三五年二月，用郑君平主编名义的《新小说》创刊了。方方的二十开本，插图丰富，别具一格。许多著名作家都为这第一本通俗文学刊物的出现而作出自己的贡献，纷纷试写新作，帮助伯奇开辟这个文学新园地。编者的意图在第二期“编者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出一本通俗文学杂志，这杂志深入于一般读者中间，但同时，每个作品都要带有艺术气氛……我们相信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通俗的，都是能够深入一般读者大众的；同时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艺术方面很成功的……把作品分为艺术的和通俗的，这是一种变态，《新小说》的发刊就是想把这不合理的矛盾统一起来。”伯奇在这一点上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远大的理想。他还曾在该刊上，写过一篇《小说的将来》，作了许多科学的预言，如广播小说，电视剧，有声小说等。
创刊号里发表了张天翼的小说《从一九二四——一九三四》，作者用书信体描绘从“五卅”惨案到“九一八”“一·二八”等翻天覆地的十年社会大变革时期，一个最初决心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放弃了远大的理想，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小市民。小说连载二期。张天翼给编者信[5]中说：
看到《新小说》极为高兴，编制插图都极吸引人，但望下几期能打进学生以外的多数读者如店员等等。我觉得我那篇不大合适，因为这种文字只有读书人能读，未能通俗。
当时的纯文学刊物，由于写作的题材和方法，读者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打不进广大群众中去。张天翼愿意在这方面作一尝试。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写给编者的信中说：
我以为通俗小说，终不是我们能写的东西……实在要把小说写得通俗真不容易。日本的大众小说倒是我们的一个模范……
但在第二期上就发表了郁达夫的《唯命论者》。小说描写教了二十几年课，月挣三十八元六角的一位小学教员，他的妻子用外婆给她外孙的一元钱，偷偷地去买了一张航空奖券。开奖之日，夫妻俩误认号码，以为自己中了头奖，做了一场好梦。等到幻想破灭，小学教员的尸体发现在学校附近的河浜里。这篇作品，当时《文学》五月号的一篇书评《杂志潮里的浪花》中作了这样的评语：“……郁达夫的《唯命论者》是既通俗又耐回味的一篇小说……我们也觉得在已出二期的《新小说》上真能推为通俗文学的，这也是初次啊！”第三期上刊有老舍的《善人》，郁达夫颇为欣赏，他说：“老舍的《善人》读得很有趣……”发表的通俗小说还有茅盾的《夏夜一点钟》，施蛰存的《猎虎记》，徐迟的《丽士卜的沙弗》，姚雪垠的《野祭》等。柯灵的长篇小说《牺羊》连载六期，据柯灵回忆，这篇小说的题材，也是出于伯奇的提议，“他说电影界新旧势力的矛盾很突出，这是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其中形形式式的人事浮沉，都是很吸引人的素材。……后来因为《新小说》的夭折，《牺羊》也没有终卷。”[6]此外还有洪深的《山东五更调》，陈子展的《呆女婿》等，那从题目上就可看出它是为了适合《新小说》的特点而写作的。
郭沫若当时旅居日本，他来信祝贺这个新生的婴儿，他寄给伯奇的信上说：
《新小说》饶别致，文体亦轻松可喜。能于大众化中兼顾到使大众美化（广义的美），是一条顺畅的道路，望兄好自为之。
鲁迅对这个刊物的爱护，不但表现在他把自己翻译的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小说《促狭鬼莱哥羌台奇》寄给伯奇发表，还把肖军的短篇《搭客》介绍给《新小说》。给肖军的信上说：
“良友”收了一篇《搭客》，编辑说要改一个题目。我想这无大关系，代为答应了。[7]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上的《货船》。鲁迅还写信叫孟十还去看伯奇。信上说：
良友图书公司出了一种月刊《新小说》，昨天看见那编者郑君平先生，说想托先生译点短篇，我看先生可以去访他一回……去一次自然未必能遇见，那么，只好再去了。[8]
关于鲁迅对这个刊物的支持，郑伯奇在鲁迅逝世后一月写的悼念文章《最后的会面》里，有一段自白，值得摘录：“据接近鲁迅先生的人说，对于自己，鲁迅先生比较还好。这连我自己也有点感觉到。我曾经有些事情托过他，他都还没有拒绝。我编《新小说》的时候，请他写稿，他马上答应，并且第一个先寄稿来。因为顾虑环境，我把那篇稿子压了两期，没有发表，他也并未生气。他还给我介绍了几个新的作家。肖军先生的小说，金人先生的翻译，都是他介绍来的。”[9]于此足见两位老作家之间深厚的感情。
对这个刊物的编排和装帧设计，伯奇也花尽心机，重要作品都请万籁鸣、马国亮等作插图，有些画面几占一全版，这在当时的文学刊物中是很少见的。可惜篇幅有限，售价不低，销路受到影响。王任叔来信提意见说：
名为通俗读物，这样薄薄一本要卖两角，也不很“通俗”，这是书店老板的事，不关吾兄。
但这个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当时“良友”的经济情况已不及往年，应付稿酬拖拖拉拉，这一情况，可从鲁迅给肖军一信中得到证明。上面讲过的肖军那篇小说发表后，稿费没有及时致送。鲁迅信中说：
良友公司的稿费单，写信去催了才寄来，今寄上，但有期限，在本月廿一，不能立刻取。[10]
这说明现金周转不灵，连一二十元的稿费都开期票了。这类事，对编辑者来说是极为恼火的。我记得有一次良友公司内部开会时，伯奇就为此与经理当面顶了起来，不欢而散。
伯奇对《新小说》是寄予很大希望的。那一时期，他经常和我商谈，如何在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进行改革，打开僵局。第一卷五期结束前，他吸取教训，重订计划，把开本缩小为二十三开本，增加篇幅，缩小插图，准备辟专栏，出专号，广约全国著名作家写稿。他在第二卷革新号的“编者言”中说：“通俗化不是一件容易事，不单是所登载的作品要容易受大众欢迎，就连编排的体裁，册子的大小，封面画和文字中的插图也都引起读者的兴趣，显然我们以前没有做到。”第二卷革新号于七月份出版，作者中有茅盾、靳以、万迪鹤、姚雪垠、叶圣陶、金人、任钧等。同时预告了第二期为“晚清文学研究特辑”，由郑振铎、阿英等执笔。第三期为“上海动态点滴特辑”，将由二十位作家分工合作，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这个冒险家乐园里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接下去，他还预备出女作家专号，新人专号等等。一看革新号上的广告，就说明编者心中有一幅宏伟的蓝图。他当时充满着信心，认为第二卷出齐时一定可以大有起色。不料八月下旬，经理又和伯奇为了销数、成本、稿费开支等问题闹了一场。伯奇耿直为怀，经理锱铢必较。一怒之下，伯奇于第二天拂袖而去，从此离开了“良友”。
这件事在《鲁迅书信集》中也有所反映。九月一日鲁迅给肖军信中说：
收到良友公司通知信，说《新小说》停刊了，刚刚革新，而且前几天编辑给我信，也毫无此种消息，而忽然“停刊”，真有点奇怪。郑君平也辞歇了，你的那篇《军中》便无着落，不知留有原稿否？但我当去问一问别人。[11]
可见此事发生后，经理还以公司名义发了通知信给撰稿人，鲁迅和我们编辑部同事一样都感到突然。他要去问的“别人”，当然就是我。所以当天晚上，鲁迅就给我写信说：
今天下午，得知《新小说》已停刊，且闻郑君平先生亦离开公司。我曾代寄肖军作《军中》一篇，且已听得编入“革新”后一期中，今既停止，当然无用，可否请先生代为一查，抽出寄下，使我对于作者有一交代，不胜感幸。[12]
这封信是写得很婉转的，我把肖军的原稿代为寄去后，当然也把伯奇离职的情况告诉鲁迅，但主要向他说明这件事与政治无关。一位对“良友”的文艺出版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作家、老编辑就这样被经理轻易地撵走了，这对“良友”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对我来说，身边失去了一位随时可以请教的好老师。柯灵为悼念伯奇，曾写《追思》一文，其中说到伯奇创办《新小说》，就想把“本来不应有的艺术与通俗的矛盾”“统一”起来，“使左翼文学运动‘深入一般读者大众’中去。他主编《新小说》在时间上和《电影画报》相衔接，可以看出其间显明的血缘关系，那就是电影创作与理论的实践使他看到了文艺和人民的相互影响和力量。……《新小说》后来并没有发生它预期的社会影响，但无疑应当看作是左翼文学力求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记”。[13]柯灵同志的这个评介，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