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时，耿济之正在海参崴工作。他原有高血压症，此时职务繁忙，病情加重，医生劝他长期休养，他就请假回国。本拟经香港转往重庆，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只得回沪，留在“孤岛”长住下来。他杜门索居，轻易不见人，仅仅和郑振铎、王统照、徐调孚等几位老朋友偶尔叙谈，相濡以沫。我和济之认识来往，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第一次见面记得是在郑振铎家里，看到他胖胖的面容似乎有些苍白而浮肿，吃饭时不喝一滴酒，菜也有很多忌口的。他谈了这次不能从东北走，绕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的见闻。对祖国前途，和我们久居上海的一样感到忧心忡忡。他诉说不但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常觉体力支持不住。对外交工作这口饭决心不再吃了，只希望安顿下来，专事翻译，就怕稿费收入不能维持十数口之家。当时他上有老父，下有五个儿女，还要负担他二弟式之的家族，米珠薪贵，度日为艰。我当时在一所中学校担任行政工作，后来在美商办的《大美画报》当编辑，宣传抗战。通过振铎的关系，我们就交上了朋友，互有往来，有时我约振铎、济之在外面吃顿小馆子。我那时和王统照先生曾同住在一条里弄，比邻而居。济之去看王统照时，有时顺便来一起谈心。王统照后来在《追悼济之》一文中所记，正是“孤岛”时期的一幅生活写照：“至于那个窘困、逼迫、隐避……一言难尽。就是这样，他（济之）经常还可保持他从容的态度。大家偶得聚谈，顾及环境的恶劣，受经济的窘迫，往往短吁长叹，甚至瞪目切齿，虽寄希望于未来，在当时可难免沉郁。他出于真诚也说几句，却不大看见他有几次紧蹙眉头，面容苦悴，其实他的忧郁深藏在心。”^[2]回忆沦陷时期上海的“孤岛”文艺界，强敌入侵，四面受围，生活艰难，精神愁闷，却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一月，改组后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成立，我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上。我还是负责文艺书籍方面的编辑工作。一九三八年冬，我就把良友改组复业的事告诉了郑振铎先生，他极为高兴，以后他就把他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卷的出版发行工作交给“良友”，这是他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同时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应当为耿济之的翻译作品的出版尽最大的努力。我们考虑的不是要为他出一本书，而是要为他订个长期规划，让他安心译事，出它一套书。

当我去亨利路看望耿济之，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时，他高兴极了。我看到他的写字桌上堆满了俄文书、工具书和一大叠的稿纸。据他说，现在每天早饭后开始工作，一天可译三四千字，正在为开明书店译书。我告诉他，我和振铎商量后，拟请他搞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他马上给我看写在一张稿纸上的翻译选题程序表，他表示预备以几年时间，完成《高尔基全集》的翻译工作。我们商讨一番后，他就答应全部交由“良友”出版。他给我看了已翻译部分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共三十万言。他告诉我革命胜利后高尔基在意大利写了两部长篇巨著，这是第一部，写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兴亡盛衰史。接着他准备译另一部描写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在各种不同时代的兴替史，那就是《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长四十万言。那天他送我出门时，我看到他脸上显示了满意的笑容。

不料上海另一书店也有同样的出版计划。他们是集合许多人的译作合成全集，预期短时期内即可完成。济之听到后，有一次找我来谈，他表示不愿在这方面浪费精力，与他人作无谓的竞争，所以要变更翻译计划。我们商议的结果，决定由他挑选旧俄名著十部，陆续翻译出版，争取五年出齐。由我们用特定的二十五开大开本印，统一编排，统一封面设计，每册二十万字左右，称为《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作为以一套系统的丛书出版。当即决定以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作为第一种，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了（出版时，书名简称《家事》）。译者选的第二种是他已译了一部分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这部百万余言的长篇巨著，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里的《死魂灵》，有人称之为旧俄文学宝库中鼎足而立的不朽之作。郑振铎在该书序文中谈了翻译这部巨著的最早的一段史话。他说，五四运动期间，“我们曾经谈过，要译”这部书，“由我动手，从英文译本里译好后，由他（济之）用俄文原本校订，记得我还曾译过头一两章。但因我没有那么大的耐性，一搁便是好几年。以后便再也提不起兴致来译下去。想不到，他却埋头苦干地把这么一部大书译完了。前半部是在西伯利亚时候译成的……”振铎接着说：“当他写信告诉我要译这部书时，我极力怂恿他开始做，一半也为了庇护我自己的惭愧。”这部译稿的上半部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交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版，书名简称为《兄弟们》，先出上册。

此书出版前，我请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和傅东华替我们各写几句向读者推荐的话。茅盾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这是一部世界名著，无论如何是中国人应该一读的，对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部书在技巧方面的助益也绝不容低估。现在由耿济之先生由原文译了出来，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耿先生以前光辉介绍的事业，保证了这中译本的《兄弟们》是一部权威的翻译。”^[3]我记得当时茅盾已不在上海，他是从大后方寄来的。这段话虽然是应出版者的要求，作为书刊广告的一部分发表的，但是他的以及其他三位译者多年老友所说的美好的语言，岂止是为了多推销几本书而已？当时“孤岛”上出版的有分量的翻译作品已寥若晨星，进步出版社所存无几。出版者和译者一样，犹如飘流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能够听到大后方来的赞美的声音，壮大了我们的胆，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感到我们的事业不是孤独无援的，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

《兄弟们》（上册）出版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同一天，日帝军队侵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苟安一时的“孤岛”局面从此宣告结束。十八天后，“良友”因宣传抗战，被日帝宪兵队查封，同时被封的有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光明七家。《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计划从此寿终正寝，离《兄弟们》（上册）的出版不过一个月而已。

日军入侵租界后的日子真是天昏地黑，狐鼠横行。进步知识分子惴惴不安，度日如年。郑振铎从庙弄迁出，隐姓埋名，寄居在居安典路（现称湖南路）的一个偏僻小巷里。耿济之的家也有人去查问过，因为他的“良民证”上写的是耿孟邕，躲过了敌人的搜索。“良友”启封后，公司内部有人想拿《良友画报》同日本人合作，几经斗争，才保持了“良友”的清白，随即宣告歇业。当时的经过，我都告诉了振铎，他也表示无比的愤慨。我对他说，我将只身去桂林，那里听说已是一座文化城，作家云集，书店如林，我如能到得那里，向内地同学朋友筹些股款，把“良友”牌子竖起来，画报不能出，文艺书仍可以继续印，至少还能为抗战事业尽一分力量。他完全同情我的处境和设想，并劝我要走快走，既有前车之鉴，难免还有文章。当时生活在敌人刀光枪影之下，有条件的都想早离苦海。但振铎留沪，负有任务；济之家累重，身体有病，无法成行。我离沪前夕，他们二人约我在小饭馆饯行。振铎多喝了一点酒，情绪激动，脸通红地大骂几个新近落水的汉奸文人。济之话说得很少，但也为自己的不能远走高飞而满腹愁肠。大家举杯互祝健康，互祝胜利的早日到来，“孤岛”时期的朋友就这样黯然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