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次会见的确切日期，《鲁迅日记》并无记载，但九月十一日，鲁迅给曹靖华信中第一次说到这件事。信中说：“近日与一书店接洽：出《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二本，兄之《星火》即收在内，此外有它夫人译的两篇，柔石译的两篇，其余皆弟所译，有些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定于月底交稿。”据此推测，会见当在九月上旬。从《日记》上看，我们谈妥后，鲁迅于十三日夜，就动手把十篇编为上册，以其中理定的《竖琴》篇名作书名，都是同路人作品。同路人作品共十二篇，因照顾丛书篇幅，有两篇放在下册的最前面。十九日把下册也编完了，以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篇名用作书名；另收无产者作品八篇。上下册字数基本相等。
现在查阅有关资料，鲁迅计划用比较法，编译这样一部既介绍同路人，又介绍无产者两个部分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是在一九二八年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同时开始的。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要把这些反抗黑暗统治、争取光明未来的“为人生”的俄罗斯文学的力量，来启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对于大量介绍同路人作品，鲁迅这样做，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说过：“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从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一同前进。”[3]
他在一九二八年译了《竖琴》和斐定的《果树园》及伦支的《在沙漠上》三篇，后两年又发表了四篇，另有两篇编集时未发表。鲁迅最先翻译的都是同路人作品，他认为作者虽非革命家，却“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炼”，因此有生活，中国读者既可以从中了解“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社会面貌，而作者的写作技巧，都是“较为优秀的”。此外两篇同路人作品是柔石生前所译；至于曹靖华译的拉甫列涅夫的《星火》，早在二十年代译者在莫斯科工作时，已应苏联外国文艺书籍出版局之约，在苏联印行过了。
八篇无产者文学作品中，有两篇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所译，发表时署名文尹，即鲁迅信中所称的“它夫人”。鲁迅所译聂维洛夫的《我要活》，曾发表于《文学月报》，其余五篇，收入文集时都是未发表的原稿，仅在汇编交稿前，重校一遍，作为定稿，究竟何年何月译成的，现已无从查考。鲁迅在该书前记中说：“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所以仅选八篇。但当他和前面十二篇同路人作品相比时，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是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就写出了一段最值得后人学习的“译者前言”。两书之后，还为二十位作家分别写了二十段作者简介，名为后记，完成于九月十九日，更是值得翻译工作者学习如何写好后记的典范。第二天，九月二十日，鲁迅亲自到良友公司送稿来了。我记得那天郑伯奇有事外出，我们是在门市部后面一间小小会客室里相见的。鲁迅身穿一件深色的夹袍，脚登一双他经常穿惯的橡胶鞋，还戴了棕色的旧呢帽。坐下寒暄几句后，他就打开一个日本制花布包袱，里边两叠整整齐齐的原稿，都是毛边纸印的方格稿纸，分别用白细麻绳在四边扎住，面上用白纸填写上下两册的书名。当他仔细向我交代时，我静静地听着。最后又交给我一封信，上书郑君平先生收，那是伯奇在良友公司工作期间用的名字。那天初次接待鲁迅，我情绪紧张；由于他老人家自己来交稿，更受感动。我说：“只要电话通知，让我们自己去内山书店领取好了。”他谦逊地说：“这一带我经常路过，并非特地来此，顺便带来，就不用你们跑了。”临别时又说，关于排版时应注意之点，都写在信中了。伯奇回来看信，信中说：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译稿，顷已全部编好，分二本，上本名《竖琴》，下本名《一天的工作》，今一并交上。
格式由书店酌定，但以一律为宜。例如人地名符号，或在左，或在右；一段之下，或空一格或不空，稿上并不一律，希于排印时改归划一。
办税请交内山老板。需译者版权证否？候示遵办。第一次在编辑工作上和鲁迅接触，就给我一个译者对编辑出版工作既极内行，又抱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态度的深刻印象。十一月六日，《竖琴》清样校毕，第二封信也是寄给郑君平的，信中说：
《竖琴》已校毕，今奉上，其中错误太多，改正之后，最好再给我看一遍（但必须连此次校稿，一同掷下）。
又下列二点，希一并示知：
1.内缺目录，不知是有意删去，抑系遗失？
2.顶上或有横线（最初数页），或无，何故？
两信中所提排校上的细节，说明鲁迅对出版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
从一九三三年初起，鲁迅开始和我直接通信了。这时《一天的工作》正在排校中，一月八日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样说的：
《一天的工作》已校毕，今送上，但因错字尚多，故须再校一次。改正之后，希并此次送上之校稿，一并交下为荷。
此书仍无目录，似应照《竖琴》格式，即行补入也。
第二封信是他看了清样后寄我的。因为错字不多，仅提出“但这回只要请尊处校对先生一看就可以，不必再寄给我了”。二月六日突来一信，在校对工作上提了一个重要建议：
今天翻阅良友公司所出的书，想起了一件事——
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
）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不知可以告知贵处校对先生，以供采择否？
可见鲁迅非常关心良友公司的出版物，无意间发现了我们在排印上的这个通病，立即把他的宝贵经验，专函告诉我。这在1949年前通行直排本时，许多书店都没有注意过，是鲁迅第一个想出了这个补救办法。得信后，我们就通知了排字房，以后其他书店都跟着改了。现在我们实行横排，同样也不宜把标点符号放在最左第一个字的地位。鲁迅还对我说过，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应多留空白，增加“读书之乐”，不要“不留余地”，塞得满满地透不过气来；整本书的前后，也可多留几面白页。就在这些无人想到的小地方，鲁迅处处煞费苦心，随时为读者设想，增加书的美感，我在此后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是深受教育的，这仅仅是一次开端而已。我为此曾去信表示感谢，他于二月十日复信说：
来信收到。关于校对，是看了《暧昧》的时候想起的。至于我的两种译本，则已在复校时改正，所以很少这样的处所。
鲁迅给我的信中，经常提到“印证”或“印花”，今天的青年读者不易了解，原来这与一九四九年前的稿酬办法有关。当时出版社结付作者稿酬有两种办法：一是按字数每千字数元，一次卖绝版权；二是作者按书的定价照实售册数抽取版税，一般每年分春秋二季结算一次。当时卖稿千字三元至十元；版税百分之十至二十。良友公司对文艺书都用版税制，一般都是百分之十五，对鲁迅的著作，参照其他书店的惯例，按百分之二十计。交稿时，预付部分版税。那时上海四马路有批投机出版商，眼看鲁迅的书好销，经常盗印，所以鲁迅后来规定，出版他的著译，都要在版权页上贴上他自己盖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印证，以资证明。至今旧书店出售或图书馆所藏一九四九年前鲁迅著作的版权页上，都还黏有这种印证或印花。
这两个译本中都有他人的译作，鲁迅收到版税，都按比例分送。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日记》，记有“以《竖琴》付良友公司出版……，下午收版税二百四十，分靖华七十。”十一月四日《日记》，记有“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这都是书店所付的预支版税。在《鲁迅书简（致曹靖华）》[4]一书中，“良友”以后数年每次结付版税后，鲁迅都通知曹靖华应得的数字，有时即汇，有时代存，几乎笔笔都有交代。我读到这些信，深感鲁迅在为友人做事时的负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