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总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已成了新时期我国人民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

当前,省委、省政府正在带领全省人民,为在中部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而努力奋斗。在这跨越赶超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从民族的血脉中寻找动力,必须以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支柱和后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决定联合组织编撰“湖北文化史丛书”。丛书共18卷,除《湖北文化简史》为首卷外,17个省辖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各一卷。各卷均依托各级政协主抓编撰工作。为加强对编撰工作的领导,省政协成立了丛书编撰委员会,向省委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2014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申请并获得批准。对于这套丛书,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梳理历史文脉,以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搜集整理史料,以通俗易懂、简洁优美的文字来叙述史实,并配以适当的图片和朴素大方的设计,使这套丛书成为科学可信、受到各界欢迎的普及型学术著作。

“湖北文化史丛书”,顾名思义首先应紧扣湖北的地理范围。“湖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概念的提出,肇启于宋代。北宋初年,以洞庭湖为界划分为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两个行政管理区域,荆湖南路简称“湖南”,荆湖北路简称“湖北”。此时,各县治的范围也已大致确定。到了明代,设立了湖广布政使司。这一行政单位的设立,使现湖北全境除英山、建始外,各县首次被纳入同一高层行政区域。在湖广布政使司下分设了湖南、湖北巡按御史和学政。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汉口成为漕粮交兑口岸,此后淮盐亦以汉口为转运港口,汉口成为交通运输、商务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确立。清承明制,但在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广布政使司为左、右二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左右布政使司分别改名为湖北布政使司和湖南布政使司。湖北布政使司下辖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清乾隆元年(1736年)将四川夔州府建始县划入湖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将安徽安庆的英山县划归湖北。至此,湖北政区范围大体定型。

湖北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距今215万年至195万年左右,鄂西建始即有直立人生存;距今90万年至80万年之间,郧县一带也有直立人的活动;距今19万年左右,在长阳一带已有早期智人,属于旧石器中期的人类。此后,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宜都青龙嘴和大冶石龙头等地也有旧石器中期的人类活动。距今5万年左右,早期智人发展成为晚期智人。在丹江口石鼓山、郧西黄龙洞、江陵鸡公山、房县樟脑洞、长阳果酒岩和汉阳等地都发现有旧石器晚期人类的存在(其中房县樟脑洞遗址距今1.349万年左右)。距今8000年左右,湖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2000多处,遍布全省大部分县市。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宜都城背溪遗址。在鄂西山地与江汉平原交接地带存在具有共同特征的文化,史称“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距今约8600至7100年,当时已有陶器和人工栽种的水稻。

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距今约6500至5100年。湖北地区沿长江有100多处大溪文化遗存。当时已有彩陶和农业、畜牧、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并形成了小型村落,出现了墓葬。距今5100至4500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遍布长江中游,以京山屈家岭遗址命名的屈家岭文化,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新发展。屈家岭文化产生了以快轮制陶和快轮纺织为标志的手工业;原始农业形成,已能酿酒;村落扩大,出现了古城;部落内出现不同阶层,迈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接续屈家岭文化的是在天门石家河发现的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至4200年,其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大致相当。这一时期除了农业、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冶铜业和玉器加工业。生活在湖北地区的远古先民创造了原始文明,开启了荆楚大地文化的初始一页。

商末周初,楚国先祖鬻熊曾为周文王之师。鬻熊曾孙熊绎在周成王之时被封于楚,“号为子男五十里”,由此建立楚国,都丹阳。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熊绎五传至熊渠,近交远攻,广纳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长。此后,楚武王熊通治楚时,开始拓疆扩土,经几代人的努力,不仅将湖北境内各诸侯国尽收囊中,且向中原等周边地区发展,楚庄王时曾“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国土面积几近大半个南中国。楚昭王十一年(前505年),在吴国伐楚以后,楚都南迁至纪南城,此后的一段时期中,楚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铜器生产宏大与精细并优,铁器在肇始的基础上得到改进与推广,丝织、刺绣、髹漆、玉器工艺登峰造极,政治体制上全面推广县制,法制建设由初创向广度延展,市井贸易和城市发展提速,老庄哲学思想传扬,屈宋骚赋等文化成就灿若星辰。

从负刍五年(前223年)秦灭楚起,到汉武帝前期止,历一个世纪有余,楚文化逐步向汉文化转化。西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了较为自由的文化政策。汉武帝时由于“独尊儒术”,主流文化趋于僵化。东汉创立者刘秀成长于舂陵(今湖北枣阳),战胜对手中兴汉室后,他重视教育科技,荆楚地区文化呈发展态势。

自初平元年(190年)起,刘表出镇荆州19年左右,以襄阳为首府的荆州地区成了南北学术的中心,出现了“荆州学派”。该学派承前启后,影响中国学术史数百年。三国时期,诸葛亮、关羽、孙权、周瑜、陆逊等诸路英雄在此叱咤风云,建功立业。

隋唐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文化都得到良好发展。荆楚大地是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出现了像皮日休这样的思想家和孟浩然、岑参、张继这样的诗人。客隐安陆的诗人李白的卓越艺术成就也与荆楚大地的文风士气密切相关。竟陵(今天门)人陆羽的《茶经》虽完成于吴越之地,但很得荆楚的人韵地气。

宋元时期,荆楚地区社会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在文化领域,欧阳修与苏轼引领宋代文坛新风,米芾父子书画成就显赫,赵复、砚弥坚对理学北传贡献巨大……同时,这一时期特色瓷艺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的空白,官学与书院日趋兴盛,矿冶、医学、印刷等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都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

明清时期荆楚大地迎来又一次文化发展高峰。公安派与竟陵派开启了我国个性解放文学的新道路;鄂东一带思想学术人才密集;汉调进京与黄梅戏的传播影响深远;张裕钊和杨守敬的书法闻名海内外;武当山和明显陵的建筑艺术饮誉天下;官学、书院、义学并举;江汉两水长堤和汉口水利建设成就辉煌;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泽被后世;张之洞办洋务为我国近代化进程书写新篇;汉口等长江沿岸城市开埠使西方文化渗透明显;辛亥首义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统治,始建亚洲第一共和政体。

民国年间,黄陂人黎元洪几度执掌国家政权;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造就董必武等五名湖北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大革命时期,武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毛泽东在汉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八七”会议掀开中国革命新一页;黄麻起义和几大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武汉外围抗日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根据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不朽功勋;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树立丰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九省通衢的湖北更是创造了前人未有的许多奇迹。自古至今,荆楚大地人文荟萃,湖北儿女翘楚中华。湖北的文化史既是中华文化史的缩影,也是湖北人文精神冶炼萃取的见证。

湖北省域被称为“荆楚大地”,因此,湖北文化自然可以称作“荆楚文化”。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要把“荆楚文化”与“楚文化”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楚文化”是特指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楚国历史文化,影响范围大大超出湖北全境,但荆楚大地是楚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中心区域。楚文化是湖北文化的主要源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北境内的各种文化不断汇聚调整,并与各种境外文化交集融合,形成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内容十分丰富。经我省“十三五”规划认定可称为“品牌”的文化就有“楚文化”“太岳武当文化”“三国文化”“炎帝神农文化”“禅宗文化”等宗教文化及“中华孝文化”“辛亥首义文化”“大别山红色文化”“巴土民族文化”和“陆羽茶文化”。此外,有的著作中还提出了“科技文化”“山水文化”“名人文化”等。

荆楚文化的特色非常鲜明,有学者择其主要归纳出以下特色。

一是崇尚自然。即“顺其自然和追求人的自然天性”。渊源于鬻熊而成熟于老子的道教思想是其典型代表。晚明鄂东泰州学派对人天性的追求和公安派、竟陵派在文学上直面现实人欲的“性灵”主张,都对明清之际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高潮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是浪漫奔放。即“饱含诡谲色彩和奔放气韵”。这一特色无论是在出土的楚丝织品和漆器中人兽合体的造型、飘逸的凤尾纹饰,或是在屈原诗歌追求“美政”的理想和宋玉辞赋的浪漫主义意象中都可得到鲜明的反映。荆楚文化中这种浪漫奔放风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古代,自然条件对人文因素的影响可谓是主要的。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三是兼容并蓄。即“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远古尧、舜、禹多次南征三苗,夏朝控制江汉后的中原移民,芈姓楚人与荆地土著的融合,三国时魏蜀吴在江汉的征战,以及历史上南北及东西向的多次移民浪潮,都造成文化的大交流大融会。“楚韵”“胡风”“蛮俗”融为一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交相辉映;儒、道、法、墨、农等学说各自立论,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都有发展空间。

四是敢为人先。即“与时俱进”。从楚武王首创县制,开全国政体创新之风;到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树世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再到张之洞治鄂推新政,引领中国近代化的新潮流;再到辛亥首义,使曾推翻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楚人之后裔,承担起结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责任。“敢为天下先”至今仍是荆楚儿女的精神风貌。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今的时代,文化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想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他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湖北篇章,加快推进“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进程,为在中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湖北篇的新长征中,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弘扬包括荆楚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吸收国内外有益文化成果,使代代守护、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为我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就是我们组织编撰、出版“湖北文化史丛书”的目的所在。生在伟大时代,展望美好未来,吐露肺腑之言,是为序。

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