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王家辑《左氏春秋内外传类选》
《左氏春秋内外传类选》是明代《左传》史学改编中的重要作品。辑录者樊王家，其生卒年不详，甚至围绕其籍贯，相关史料之记载还存在矛盾。
一般认为，樊王家是潜江人，但明代多部志书中也有关于其籍贯的不同说法：
道光《广东通志》卷283《列传十六》记载：“樊王家，字孟泰，东莞人。”光绪《广州府志》卷34《选举表三》云：“万历三十五年丁未 樊王家，东莞人，副使。”光绪《广州府志》卷39《选举表八》亦云：“樊王家，东莞人，进士。”光绪《广州府志》卷124《列传十三》记载：“樊王家，字孟泰，西湖人。”此类志书均认为樊王家是东莞人。此外，还有部分文献认为樊王家是“江陵人”，如《普陀山志》言：“江陵樊王家知县。”
认为樊王家是东莞人，应是讹传造成，清道光二年刻本《广东通志》卷251《宦绩录》记载：“樊王家，潜江人，进士。天启间知潮州，廉正执法，裁抑豪右，民赖安辑。继之者有李栻，晋江人，冶尚简易，尤精鹾政，不致于繁苛扰民，一严一宽，皆有功于潮郡。”此处明言樊王家为潜江人，而嗣后的《广东通志》则将其籍贯认为东莞，应是误将任职地或载其事迹的志书编纂地作为原籍所在，如《广东通志》卷196《艺文略》记载：“《西泠草》，明樊王家撰，未见。《东莞县志》，王家字孟泰，万历丁未进士，官至广西提学副使。”即是据《东莞县志》致误。
其实樊王家的籍贯，《左氏春秋内外传类选》一书已注明是“楚潜樊王家”，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春秋内外传类选》，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明进士楚潜樊王家撰。其始末无考，太学进士题名碑，万历癸未有三甲进士樊王家，湖广潜江人，当即其人也。”已经明确考出樊王家应为湖广潜江人。
《普陀山志》收入《题补陀》：“宝刹灵空路转深，洪涛春雪见丛林。波光倒影窥明镜，晚籁含风响暗琴。寂寂香云成法界，离离紫竹是禅心。名山应有神灵护，龙气长吹落日阴。”[15]题“江陵樊王家知县”，应是从广义的“江陵”概念上来描绘樊王家的籍贯。
樊王家的生平，几部志书有简单叙述，如《广东通志》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甲辰进士，授江西广昌知县。莅官三月，邑大治，调南昌，值水旱频仍，发仓赈贷不足，出钱买粟给之。筑长堤以捍水患，邑赖安。堵奸民鏖神者，纠宗室不逞之徒，恣横为害，捕置诸法，请王府逮治宗人，奸猾屏息。四十一年（1613年），擢工部主事，督陵工，丁母忧，服阕，复督三殿工。历员外郎中，迁镇江知府，会叙三殿功，有旨以京职用。王家曰：人臣东西南北，惟君所使，岂有以土木为功耶！具疏力辞。转广西提学副使，未仕，卒。王家居官慈惠，而律己甚严，通籍十余年，不改寒。素好学善文辞，公余辄手一编，后崇祀乡贤。弟王宁，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于乡。”[16]《广州府志》所记文字略同。
根据志书所记，樊王家生卒年不详，原名士铭，字孟泰，号珠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授江西广昌知县。到任后两个月，便把县务治理得很好，调任到南昌任知县，遇到多场水灾，樊王家走遍县的每个角落亲自到百姓家中慰问，了解他们的疾苦。县城的粮食库存不足，王家向上司陈述水灾的情况，获得调拨数千斛赈灾粮食，不足的部分，自己掏钱买粮食赈济灾民。为水利长远计，修筑堤坝185里，建石闸10个，建石枧76处，抵挡水患，以确保南昌城的安全。
当时南昌有奸民纠集朱姓宗室，四出骚扰，强行抢掠百姓，百姓苦之。樊王家查明事实，逮捕违法者，请王府逮治朱姓宗室，宗室与奸民扰民事情才平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擢升工部主事，负责督造陵墓的工程。期间王家母亲去世，守孝期满，复职负责督造三殿工程。天启元年（1621年）晋升员外郎、镇江知府。以督造陵墓、督建三殿之功，得叙赍金绮，奉旨调任京城。王家说：“作为臣子的，被朝廷派往各地任职，都是为皇帝办事，岂有以做土木工程而作为功劳的？”王家向皇帝陈述原因，极力推辞。后调往广西任提学副使一职，因去世，未赴任。王家为官十几年，对百姓慈惠而严于律己，自己过着朴素的生活，有好学的习惯，他善于文章、诗词，工作之余，编著有《西冷集》。其弟樊王宁，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人们都说他有其兄的品德及风范。
关于《左氏春秋内外传类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书以《左传》《国语》各标题目，分编二十三门，以备时文之用，闲旁注音训一二字，亦皆浅陋，与经学毫无所关，而又非文章正宗。选录《左传》之例，无类可附，姑从其本志，入之类书类焉。”评价不高，可以说是严苛。
实际上，在晚明时期，关于类事的几部著作，都是按照言语、名物、事迹等主题编排材料的类书，像施仁之书有二十三门如辩说、议论、盟载、政事等目，樊王家之书有礼节、军旅、身体、衣服等目，有的分目可能比较主观会有重复如辩说和议论，然大体上反映了作者的两个倾向：一是为博学修辞之用，迎合时代文风，“甬海士好工古文辞而阛阓《左》《国》，斯可以语烝髦”。“近世士大夫崇尚文词，至于字仿而句拟之（左氏）。”“文辞高妙精理，非后之操觚者可及。”二是有用于世，“首纪王言，次表群说，昭伦典也；弘经既明，贱艺不忘，备国绪也；因类摅辞，称贞辩慝，矢风戒也。”“左氏蕲于文章，经世用垂不朽，是《类选》所繇辑乎。”[17]
总体上看，中晚明《左传》的史学改编，基本还是对前代类型的继承和补充，在观念和形式上仍保留浓厚的解经思维，史料编排基本是原著的分类和照搬，缺少考订和融通，在方便检索和修辞训练的工具作用上比较突出，而在史学方法的原创方面很欠缺。
樊王家的《左氏春秋内外传类选》，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9册。此外，未录入四库书目的还有孙笵《左传分国纪事本末》、张问达《左传分国纪事本末正》、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亡佚有包瑜《左传事类》、陈可言《春秋经传类事》、侯泓《左国类嶲》。
这些著作都不是最早的，甚至不是最多的，不过相较唐宋同类著作，保存
较完整。这些著作四库馆臣或归诸经部或子部，而非史部，其标准也比较微妙，于经部《春秋》类序：“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于史部总序：“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是于经史二部皆以《春秋》经史关系中的传对于经的说明辅助作用为本部立意。不过经部强调的是著作对经典的羽翼功能，以及依附地位；史部强调的是事迹的单独价值。所以把依附于经，说明经文阐发义理的著作和单以叙事成文的著作分入《春秋》类和史部，是较严格的划分。至于类选入子部，馆臣以为“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把按照细物主题分类的作品列为类书也自有意义。
在中晚明作者看来，己著除了羽翼经文，还有以史传世的意思，如傅逊说：“兹传虽以释经，而与后之言经者多抵牾难合……视以古史，妄纂兹录……自谓得古人读史之遗意。”严讷说：“谓《尚书》《春秋》乃经中之史……近代所见或以人叙而为列传，或以类析而为粹纂，或以事厘而为始末体……类能宗效史家，蔚乎有章。”黄省曾说：“左氏……既曰史矣，则善鉴恶戒皆可训也。”顾闻说：“相经骈史，于左氏有取焉。”樊王家则说：“夫史家繇《尚书》纪传，宣圣编年，此史经也；纪传议论编年叙事，此史法也，左氏兼诸。……是镌……类于一国有篇次而编年固在也；类于二传（《左传》与《国语》）合国次，而纪传自存也。”所谓“凡史皆史也……凡经皆史也……凡史皆经也”。
这一时期学者不同程度地视《春秋》经传为史学之祖，奠定了史学诸种范式，是所自悠远的经亦史的观念在明代中晚期得到继承发展，学者有较宽泛的经史关系的认识，当然学者们还残留较浓厚的解经思维，如刘绩说：“初学因僭妄分国，仍书经编年于上，非敢破碎圣言。”傅逊说：“其是非或不大悖于圣人。”在编纂上没有完全脱离注疏阐义的形式，故而在四库馆臣看来一部分作品并非史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