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潜江的学校

近代潜江学校教育包括书院、私塾、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

清末私塾，少数是常年开设以通经籍为主的“经学”，多数是读书、习字的“蒙学”。私塾有塾师在自己家中开设的门馆；有富户延请塾师在家教授自家子弟的家馆；有公产聘请的塾师专教本族子弟的族馆；有一村或数村联办的村馆。1905年至1910年，潜江有职业塾师300余人。经馆塾师一般都是取得功名者，在潜江县城西门开馆的刘克定为举人出身，在莫市乡杨家台开馆的杨旭章为贡士出身，先后在袁桥乡李家台和县城金莲庵开馆的李金山卫秀才出身。私塾教材，《三字经》为启蒙读物，继之为“四书五经”；其后则按家长要求，学《千字文》《增广贤文》或《幼学故事琼林》等。女生加读《女儿经》《烈女传》。私塾教学以单个席前点读，耳提面命为主要授课方式，反复诵读、死记硬背是主要学习方法。私塾中盛行体罚，方式多样，尤以蒙馆为甚。私塾一年放假4次：春放清明，夏放端午，秋放中秋，冬放年假。一年两次庆祝活动；农历二月初三庆“文昌帝君”生日，八月二十七日庆孔子诞辰。

到近代，已经有石桥书院（在县治西龙渊市，由元泰定间学士林士渊所建）、白鹤书院（元湖北提刑姚燧建）、阳春书院（在县西门外，明万历元年知县李之珍建）、同仁书院（在县志西邑督学佥事刘垓建）、中洲书院（在大关朝街东邑人郭世朝建）、传经书院（在前西街康熙十一年辛亥知县王又旦建）。王又旦所建传经书院拟有七约：课期约、讲期约、先志约、辨非是约、明戒约、治诗约、习乐约。这些都是传统书院，到光绪年间，石桥书院、阳春书院、同仁书院等都已废止。到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新式学堂悄然兴起。这些新式学堂的设立，对潜江的发展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就是新式学堂的代表。

清末潜江的实业学校，分初、中、高三等。初等实业学堂相当高等小学程度，有农业、商业、商船三类，修业三年。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由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类，修业期预科两年，本科三年。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大学程度，分类同中等，修业期预科一年，本科三年。1913年改为实业学校。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战前已经产生的实业教育思想骤然变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与救亡图存的大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手握实权的洋务派早在战前就兴办了一系列技术学堂，成为实业学堂的雏形；维新时期朝野上下兴办实业学堂的呼声更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学堂的产生，在具体实践方面为后来实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业教育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是中国最早颁布的近代学制，尽管没有付诸实施，却初步规定了实业教育的设学原则，为癸卯学制中实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癸卯学制是中国最早付诸实施的近代学制，确立了大力发展实业教育的政策，并对各级各类实业学堂的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学科程度、培养目标、考试办法、毕业奖励、教员资格、师资培养等各方面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为实业学堂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后来，针对具体实践中显露的不足，又颁布了一些补充和改进措施，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实业教育管理机构包括教育和经济两种，这种管理机构的多元化充分反映了实业教育作为实业和教育结合点的特性。教育方面，从兼管新式教育的管学大臣到专管实业教育的总理学务处实业处再到学部实业司，实业教育的中央管理机关几经变革。经济方面，从商务大臣到商部保惠司再到农工商部各司，均对实业学堂的设立和管理负责。管理机构繁杂和职权划分不清晰的情况导致了学部与农工商部的权限之争。实业教育的重点在于实业学堂的兴办。总体上说，清末十年全国实业学堂的数量逐年增长，分布日趋广泛。1910年潜江就已经开设了官立的初等农业学堂。

清末创办了含有初级和优级两级的师范学校。初级培养小学堂教员，修业五年。附设简易科，修业一年或半年。优级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的教员与管理员，修业公共科一年，本科三年。辛亥革命后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1946年秋，潜江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学制3年，初招一个班；次年春发展到2个班，学生82人，未毕业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