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代潜江书院
宋末元初之际，战争频繁，给中原大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宋元战争时期，湖北是主要交战区，不仅经济生产受到巨大影响，文化教育事业也遭受了挫折，潜江地处湖北之境，自然也不能幸免。元朝统一全国后，百废待兴，为恢复纲常名教，朝廷重新建立起封建统治秩序，施行礼仪教化。一大批鸿生巨儒参与到新王朝的文化重塑之中。在这些儒生的影响下，作为马上民族的元朝统治者也逐渐意识到文教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书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殊的教育机构，它培养了大批人才，具有传承学术、教化社会等功能，在教育史和社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元朝统治者们为了施行更牢固地统治，对于书院的建设也就大为重视。元朝在推动书院建设的同时，也使其从私学化变为官学化。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记载：“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正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大元，其志向便是统一中国，而他为了使自己统治的地区安定下来，因而要施行文治，于是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当然，忽必烈并没有打算将蒙古族完全汉化，而是希望借中原典章制度完善元朝国家体制。该卷后面又记：“至元六年（1269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学制颁行之……其学官，至元十九年（1282年），拟定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大德四年（1300年），添设学正一员，上自国学，下及州县，举生员高等，从翰林考试，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16]可见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倡导下，也在各州县设立学官，施行文治教化。也因此国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制。而元初的文治教化也就在这种政策的倡导下渐渐发展。
在元朝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元代官学也就蔚为壮观，“元被瑕荒，亦自昔所未有云”。[17]《全元文·解州闻喜县重修庙学碑铭》云：“我国家尊师重道，明德新民，风洞海寓，爱自京师达于郡、邑、乡，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趋民于学，其比至隆致治之意，固云极矣。”[18]元人苏天爵《滋溪文稿》记载：“国家承平既久，德泽涵濡，虽荒服郡县，亦皆有学。”[19]可见，对元朝初年文教复兴之盛。此外，《续文献通考》记载：“是年司业司上诸路所设学校几二万一千三百余……汉晋以下，学盛于京师而郡县无定设，唐宋以来，学布于郡县而教官无常锉，县依郭者皆弗克特建，附录郡岸而已。今也，邑必置学，学必命官。”[20]这说明在各州县书院建设的同时，其性质也逐渐由私学化向官学化转变，这自然是元朝执政者为了加强统治。如《元史》卷81《科举志一·学校》载：
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学录、教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举充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后改直学考满为州吏，例以下第举人充正、长，备榜举人充谕、录，有举荐者，亦参用之。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21]
各学院的教授，不仅是老师也是朝廷的官员，同时朝廷也通过设立官学化的书院，为读书之人开辟晋升之道。但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来说，是元朝为了强化自己的封建统治所为。
汉族知识分子同样认为如果要使元朝长治久安，广设学校，大兴教育自然应该是首要的工作。然而这个教育，必须是那种不尚辞章不习举业的教育，是那种教以君臣父子之大伦，以及教以洒扫进退应对及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的教育。诚如大儒许衡对忽必烈所言：“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22]窦默也十分支持这个观点：“三代所以历数长久，风俗纯粹者，皆自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遣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23]
只有在全国推行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才能保证汉法的有效推行，才能保证元朝的治国路线遵循传统中原王朝的政治轨道，才能真正实现汉人儒士对蒙古统治者的“帝中国，当行中国事”。
宋元之际的潜江受战乱的摧残，书院凋敝，学风淡薄。终于，在许衡学生、理学大家姚燧的倡导下，潜江有史可考的第一所书院——白鹤书院建立起来了。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奄，今河南洛阳人，官至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他死后被谥为“文恪”，又“从祀孔子庙廷”，元史有传，可见绝非寻常之辈。《潜江县志》载姚燧“学有渊源”，他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著名的汉人儒臣，是享誉古今的著名文豪。
姚燧出身名门，其祖先在辽朝和金朝都做过高官。三岁那年，其父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留了他。而姚枢是在金朝灭亡后，加入忽必烈幕府，保全中原文化的大儒之一。姚燧在十三岁的时候，于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市境内）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这对于年轻的姚燧影响很大。十八岁时，他就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老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因而姚燧在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尤其在理学方面，受益颇多，长进很快。
至元八年（1271年），姚燧奉命作为陪读，教授蒙古弟子。四年后，被任命为亲王府文学。此后，姚燧便跟随元军，到地方安抚百姓，致力于抚平宋元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至元十七年（1280年），姚燧担任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任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正四品）。按察使是负责纠官邪、除奸暴、平狱讼、雪冤抑、安民众、劾贪官，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的监察官，监察官视察、巡访地方较多。姚燧的经历使他看到了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因而每当他巡视一地，都将兴办学校、赈灾济民作为首要政务亲自督导办理。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恃才放旷颇为自傲的姚燧为政之暇，特别喜欢游历山水。他在《别丁编修序》中说：“自历荆宪（湖北、湖南）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当鼎五洲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也就是说他在任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期间大多数时间巡视、游历居住在包括潜江等州县。
姚燧为人正直，经常上书抨击时弊。在担任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后不久，就因“妄议朝政”而被罢官。光绪《潜江县志》卷5记载：“后姚燧官至湖北提刑副使，解官，卜筑于潜，建藏书楼。日读书其中，有白鹤巢于上，遂以名楼。今城隍庙址，台屹然。”也就是说，这一年，他在被谪官后，赋闲于此，便在潜江建起一座藏书楼，平日在楼中读书，因白鹤在楼上筑巢，就称其为“白鹤楼”。光绪《潜江县志》卷12记载：姚燧“补山南湖北道，经游潜境，曰‘此地风淳俗厚，可以卜筑’，遂家焉，建藏书楼。日著述其间，有白鹤巢于上，因名其楼曰‘白鹤楼’”。由此可以推知，白鹤书院（城隍庙）旧址大概位置在县城城墙内西北边。
白鹤书院是潜江有史可考的最早书院。书院建成后，姚燧一边在楼中著书立说，一边传道授业，教诲学生，传播文化，使当时潜江学风焕然一新，也为后世潜江崇文重教的风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白鹤书院开元代潜江文教之先河，启元代潜江理学传播之新风。该书院直到明朝也是繁盛不减当年，明朝白鹤书院的教授孔克学曾题诗于此，追忆先贤，诗云：“集贤辞老向南州，万卷图书百尺楼。何处飞来双白鹤，结巢相与访林邱。”清代后期，白鹤书院再次重修，曹禺高祖六叔万芾曾为之写了《问鹤堂跋》，原文如下：“鹤兮何为来？吾不得而知之。鹤兮何以去？吾也不得而知之也。然昔姚文恪公侨寓斯土，白鹤来巢，一时感召，良亦有因。迩来数百年矣！士气振兴，辄思继起，去焉复返鹤岂独无意乎？今邑人慨然复古于旧白鹤亭畔，筑室三盈，颜曰‘问鹤’。搔首之余，有怀莫已。想情殷欲答者，亦当白云间鼓翼来也。”[24]
在白鹤书院建成的四十多年后，又有一位潜江文人林士渊在潜江建了一所书院，名为石桥书院。
终元朝一代，潜江本土入仕而有文字记载的仅有一人，那便是翰林学士林士渊。这要么是地方志的遗漏，或者说在这两个朝代里潜江根本没修志，也许其他史料有所记载，却因年久而失传。因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县刘焕在纂修《潜江县志》时，只提及最早的《潜江县志》是明“成化壬戌年”（此处错误，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的成化年间没有“壬戌年”，应该是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纂修者是时任知县史华。只可惜，此志书当时就已佚亡。
《潜江县志》对林士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卷五“学校志、庙制、附书院”。在“书院”这一节，原文载：“石桥书院，在县治西龙渊市。元泰定间，学士林士渊建，久废。”另一处是在卷十三，记载“选举志上、荐辟、进士、举人、贡士”。在“进士题名”这一节，原文记载如下：“元进士，林士渊（旧志翰林学士）。”林士渊在“进士题名”处排列第二，排列第一名的是宋朝的毕状元。
林士渊中进士，应该是在元延祐年间。因为《潜江县志》记载他修石桥书院是“元泰定间”。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位只有四年多的时间，即“泰定间”是1324年至1328年。而古时候，凡朝廷命官，其在位时是不会回家做恩泽乡邑之事的：一是他无权调度朝廷的银两去为家乡谋福祉；二是即使当官有俸禄节余或灰色收入，也不愿去办有可能招惹是非的事。也就是说林士渊修石桥书院，应该是他功成名就，告老荣归故里之后而做的事。
元仁宗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延祐年间（1314—1320）。这个时期也是元朝最重视科举选用人才的时期。据史书记载，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仁宗帝启用了齐履谦为国子监司业（头领），他还搞了一个“升斋积分进士”之法，于是“人人励志，多文学之士”。延祐二年，廷试，取进士五十六人（超过常年的三分之一），当年将乡试的举人安排了七十多人任了七品官，还有六十多名授了府、州教授、学正等。这距离林士渊致仕而归仅十来年时间。
而泰定年间，是元朝文治滑入低谷的一个时期。短短十几年间，朝政不稳，这对于各个地方的文教事业打击自然颇大。而泰定帝是一位汉化不太深的皇帝，不如前几位重视文教。虽然如此，而林士渊在这种背景下，还是毅然在潜江建立起了石桥书院。
翰林学士从唐朝开始便成为皇帝的心腹，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承命撰拟册立太子，征伐、大赦及重要的文书诏诰等，经常伴随皇帝值宿禁宫，时常出谋划策于内廷，是“参谋禁密，权任独重”的重臣，常常能升为宰相。元朝沿袭唐宋旧典设翰林院，基本上采取“以汉制汉”之策，选拔出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者充任翰林学士，林士渊是其中之一，这是潜江人的骄傲。后来，县学教授孔克学曾写诗凭吊林士渊和石桥书院，诗云：“集贤辞老向南州，万卷图书百尺楼。何处飞来双白鹤，结巢相与访林邱。”训导叶善亦赋诗一首：“昔人有志绍先贤，构得藏修屋数椽。暖席春风悬绛帐，寒灯夜雨对表编。事同岳麓千年著，名并匡山万古传。今日题诗追旧迹，余光还耀石桥边。”[25]
叶善，这个江西乐平的监生已把林士渊当作“昔人”，且大为歌颂林士渊修石桥书院的功德“事同岳麓”“名并匡山”。由此可见，林士渊在其心中地位之高，以及石桥书院对推动潜江文教的巨大功绩。
白鹤书院、石桥书院的建立，发扬了先贤勤奋读书的精神，也为国家储备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同时还为潜江地区书院教育奠定了良好的风气，传播理学，恩泽后世，为明清时代潜江举人的进士的井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