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氏“诚意正心”之学
潜江初氏是当地的名门大族。《初氏通谱》记载，山东烟台芝罘西陀初氏先祖古茔碑碑文上写有“周楚武始，卅世系承；晋时移业，潜江升平；二十一世，古地江陵”等内容。初信之于明洪武初年（1368年）由山东博兴迁至潜江高场一带，开辟了潜江初氏的历史。
潜江初氏在明朝颇以人文科第称显，甘鹏云《潜江旧闻录》言：“如沙县令进忠之方正，清河薄灏之清廉，孝廉珍之博雅，侍御杲之直谏骨鲠，有光邑乘，乡里艳称之。下至南雄照磨升，灵璧令芳，大竹令旦，邠州牧学易，皆能以学行政绩显名于时，而孝廉言之至孝纯笃，尤无愧古人。”[3]
据此则知，初氏在明朝可称簪缨世族。初进忠仕洪武时，初灏仕宣德时，均以清廉著称。初珍生活于成化正德时，与吕楠、鲁铎等为友。初杲仕嘉靖时，以议大礼被廷杖，有直声。初言以学行名于时，与张居正为友。初旦主事大竹有循吏之声，初芳任事灵壁，以廉洁闻名于世。前后七代，相承不绝，是明代潜江当之无愧的世家。
初进忠、初杲、初言等均有传记传世。初进忠，潜江今高场一带人。他是迁潜的第二世，也是芝罘岛初氏先祖初慧安的二十八世传人，还是初姓始祖叔堪（楚王第八代孙）的第九十八代传人，明朝洪武年间曾经担任过沙县县令。康熙《潜江县志》记载道：“初进忠，明潜江人。少持刚正。里人多就之折是非。洪武中以怀材抱德举。”在其父初信之影响下，初进忠年轻时就形成了品行端正、公正刚直的品格。
明洪武间，朝廷采取“荐辟”制度选拔官员，初进忠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以怀才抱德、品质超群被朝廷选用，授予河南卫辉推官。初进忠在推官位上不阿权贵，廉洁奉公，秉公用权，深得民众爱戴。《潜江县志》载：初进忠“直公能断，嫉恶至无所能容”。又“数规（太）守不法事，守中伤之。调福建沙县令”。初进忠在沙县的宦迹史料不详，但从《县志》中“卒于任，俸仅足具棺殓，妻儿几不能归”等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廉洁奉公的清官形象。
初杲是初进忠的曾孙。他的父亲初珍，是明成化年间乡试的解元，因要尽孝养母和教子而放弃了仕途。初杲是迁潜的第四代，他受祖训“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熏陶，接受良好教育，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他在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被授都察院监察御史。其后，初杲参与了嘉靖初年轰动朝野的“大礼议”。
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要把自己的生父朱祐杭封为“皇考”，将明孝宗朱祐樘改封“皇伯考”。此事引发朝中激烈争论，史称“大礼议”或“议大礼”。在明武宗时的首辅杨廷和等大臣的影响之下，嘉靖三年（1524年），初杲等二百余位朝臣、官吏跪伏于皇宫文华门前上疏请愿，反对嘉靖帝的决定。康熙《潜江县志》谓：“引经抗疏，同百官赴文华门，哭声彻内。上震怒，廷杖几毙。”初杲廷杖未死，后来得以渐渐官复原职。嘉靖四年（1525年）冬，朝廷授其代理按察使司佥事职，出京城“巡视山西河东（衙署在今山西运城）盐法、浚渠、筑堰”。初杲到任后，首先整治盐务，严厉打击奸滑盐商和私盐贩垄断并扰乱盐市之劣行，商民拍手称快。《山西通志·文艺志》录《初公建冰孽堂记》云：“以简命治盐于地，即吾狭所逮见者，视之何尝索索然，但以琐细苛察加官吏，升斗合勺责市曹，纤微特较于未犯，纲纪反略于横鲸者哉。”在整治盐务市场，规范对官吏的管理后，他又督导地方官员疏通河道，筑堤防，老百姓万分感动，并为其修建祠堂以资纪念。《潜江县志》记载：“鹾政大举，商民便之，立祠以祀。”初杲“按山西数月，政通事获，百度聿贞”，“寻转河南佥事，分巡睢陈”。嘉靖八年（1529年），初杲擢升云南参政，他在任上以王道为本治政，慑乱治恶，奖励农商，多次受到朝廷表彰，后因年龄等原因，“上疏乞休归田”。
初杲致仕回乡后创办学堂，“惟课农训子。择邑中有才子弟，延私塾教育之，士多所成就林下”。除了教授其子孙外，还接受了本县很多慕名而至的聪明才俊。嘉靖十九年（1540年），初杲去世，葬于“县南崔家垸”。
初言（1523—？），是初氏从山东迁潜的第六代，系灵璧县县令初芳之子。初言天赋异才，“生而能语，故名言，字幼嘉”。关于初言的事迹，《县志》记载：“廉吏之后，负薪自给。一日忘归，觅之，则手持《论语》一书，卧儒学东庑下，始知言之行藏在朱会稽间。嗣补诸生。”初言一边勤奋苦读，一边奉养父母，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于乡试中考取举人。其后，他为了考取进士，在家乡耕读备考，但两次赴京应考均落榜。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年近四十岁的初言来到京城拜谒湖广老乡张居正并以之为师，张居正写下《壬戌七月望乡》相赠，诗云：“壬戌秋光此再游，纷纷凉月玉觥浮。关是寒杵星河动，塞外清笳几席秋。二妙相过怜北极，双鱼宁惜滞南州。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当初言回到潜江后，张居正又为其写下了《送幼嘉还郢》诗三首，字里行间表露出交情之挚后的离别眷念之情。这里选刊其中一首：“黄鹤楼中忆旧行，白萍江上此离肠。天边日气残鳷鹊，帝里重华照骕骦。燕士从未先郭隗，汉庭那得老冯唐。思君何处堪情切，草色青青满建章。”[4]
甘鹏云对初言的高尚品德评价说：“自江陵当国，幼嘉甘淡泊，不求仕进，不迩权势，修身厉行，闭门课子终其身，其雅志高怀，不可及也”。[5]
初言葬父回乡守孝三年，后闭门教子，最终“未仕卒”。其子初学易也不负父望，继承家学，提出“诚意正心”之说。
初学易（1536—？），字时卿。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举，历任荣昌县知县，陕西邠州知州，均政绩显著。初学易中举后，先后两次参加进士考试，均落榜。隆庆二年（1568年），接受了朝廷的任职，初授教谕等低级职位。万历十四年（1586年），年近五十时被授荣昌知县。他为政理事，牢记其“忠厚清白，吾家门风，守之惟谨”的座右铭。在荣昌知县岗位上，修学校，劝课适龄子弟入学，使中举登贤者辈出；他重审死刑犯，平反冤狱，使十名死囚获得了新生，近百名囚犯被释放。对于释放近百名囚犯，有人担心不好向上峰交代；有人认为失之过宽，恐有后患。他却明确指出：凡屈打成招者，证据不足者，坚决释放，有事我负责。他严保甲，慎封守，擒巨盗，开荒地。事无巨细，深得民心，百姓立碑刻石记之。
他上任一段时间后，听闻百姓反映，当地有名叫汪清、敖贵的两位“强悍”者，常年欺行霸市，横行乡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前任县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去惩治。初学易了解情况后决定采取教育感化之策，亲自召见这两人，“温言化诲”，终于使两头目“垂涕悔宿过”。又，荣昌暴发洪水，百姓的房屋和田地大量被淹，饥民嗷嗷，初学易决定开仓赈灾。有吏员劝阻他，要他请示上级后再行动。他却说：“待报必旬日，民非死则逃矣。”三年任期满，他因政绩卓著，隆庆五年（1571年）擢升邠州知州。
初学易在邠州时，“邠土瘠民顽，公治之一如荣（昌）”。一如既往核定荒地七千余亩，给予减免税赋等优惠，招募民众去垦种，“力能自耕者还其业”；“修太峪水帘（即水库）及各镇渠，灌田累千亩”；某年旱灾，请赈一如荣（昌），不待报而行”。他严惩害民乱邦之恶人，对浪荡不孝及不顾家业者，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让其改邪归正，对杀人逃匿犯均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他重视农商，平抑市场物价，解除害民的诉讼师爷等。在他六十岁致仕而归时，“邠州人走诸台，攀留不可得，相与立祠生祀之”。
《潜江旧闻录》记载，初学易有庶母及三个弟弟，他还有两个姑姑，“公（即初学易）事叔姑尽礼，家众千指辑睦无间”。他的叔父死时，堂弟年幼，不能为叔父找到合适的安葬地方，他主动找其父初言商量，将父亲的墓地让给其叔。“叔父、王母（即祖母）卒，综合殡殓周至”。未过百日，其父病逝。初学易正在京城，闻此噩耗，“匍匐奔，不知饥寒。及门，头抢地而毙，久之苏”。他对仲父，“时往候问，衣食与共”。他的一位姑姑逝世，年过七十的初学易“哭之哀”；另一姑姑年轻时就守寡，生养死葬，都是初学易操办的。其堂弟学茂、学礼、学书，与自己的儿子一同由他请先生教授，先后二十多年。其父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位未满月的妹妹，他“爱之尤甚。长为择婿，妆奁必悉具”。其庶母生病的时候，正是夏天，虽然暑热难当，满身癣疥，燥热瘙痒难忍，但其为便于侍候而不脱衣冠，为庶母送汤药皆亲自尝后，一勺药、一勺食喂养。离他母舅宅基地很近的地方，有户人家有十来亩地准备卖给他人，得知母舅家急于拿到手，可惜没有钱，他遂动员其夫人郭氏将簪珥首饰变卖后买田“以分诸舅，母大悦”。生母身体不佳怕潮湿，他专门为母亲造一小楼，时任山东参政的袁国臣为其题名“聚顺”。
致仕后，初学易在乡里倡导崇俭，他常说：“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回乡所居是几间修补后的茅草屋，用具等“无所增器具，衣履无长侈”。有一年他生日，子孙们为他制作了一件绣花的衣袍，他很不高兴地说：“此奢靡欲，奈何溷我。”但他对敬老慈幼“则不惜费”。他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并常说“家人嗃嗃，终吉”，而对乡邻、朋友却十分和蔼可亲，“殊有晋人风致”。乡邻们有什么大事、难事都找他出主意，尤其是争持不下的矛盾，常常请他出面调停公断，人皆服之“解构”。[6]
初学易传承并发扬光大了其家门风。他在邠州任上的第六个月，得知府库之外还有一千余两的银子。衙役告诉他，这不是县府的库银，是过去收税纳粮时克扣下来完全由知县掌管使用的银两，让他拿去用。他却说道：“清慎勤廉乃居官之要领，而廉为本。一丝一粟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吾不能染指，应用之于民。”于是，“除掊克羡赋千余金。修学社，教童子”。
初学易年幼时，家里就给他定了杭州推官郭嵩之女这门亲事，他在杭州岳父处与郭家小姐喜结良缘。杭州有人巴结郭嵩，在他们成婚时送礼千金，被他断然拒绝。当他离开杭州回潜时，“箧中图书数卷，杭人有冰玉之目焉。其廉自天然也”。
初学易“家富藏书，无不丹铅。校二十一史，事关风教者笔之，置四壁户牖问殆遍”。《潜江旧闻录》评价初学易：“内行修饬，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居乡仁而有礼，盖乡先生之有德者”。[7]
初学易一生的行迹，用其自己晚年的话语来总结即是“诚意正心”。据甘鹏云所述，初学易归田以后，“于城隅营别业，缓步吟诗其中，榜其堂曰‘诚意正心’”，还说：“平生所学，惟此四字而已。”所谓“诚意正心”，又可说是“正心诚意”，即端正自己的思想。《礼记·大学》把“正心”和“诚意”作为两个重要的思想提出来。《大学》对正心作了详细的解释：“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所以，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恐惧、忧患等不良情绪深深影响着“心”发挥其正常的认识功能，因此，所谓“正心”就是摒弃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使“心”能正常发挥其辨知事物的功能。一句话，就是要克服私欲，削除不合理、不健康的欲望和情绪，做到专心致志、精力集中。
对“诚意”的解释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很谨慎。“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要达到“诚意”，应先有对社会事物、伦理的深刻认识。“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魏晋时的傅玄把“正心”当作立德的根本。“立德之本，莫尚于正心。”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更是十分重视“正心诚意”的修养功大。程颐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王阳明也认为，“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初学易生活的时代，理学兴盛，其思想当是受到历代理学家的深刻影响。而初学易所总结的“诚意正心”，也是初氏家族历代学风及品格的一种总结与归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