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潜江书院

二、清代潜江书院

清代是我国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潜江县书院的设置始于元代,清代也最为昌盛。清初书院演变为科举预备教育机关。清末废科举后,书院大都改为学校。现可稽考的清代潜江书院主要有石桥书院、白鹤书院、阳春书院、中洲书院、传经书院、史公书院、芦洑书院和钟台书院。

石桥书院和白鹤书院的有关情况在前文《元代潜江书院》中已有详文,此不赘述。

阳春书院,地址在潜江县城西门外,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李之珍建。李之珍,今四川什邡市人,进士,曾经担任过南宫监察御使。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官员,在潜任职期间干了很多实事。除了兴建阳春书院外,他还将府馆与驿站合并,重修状元坊、武备厅,增修城隍庙,新修火星楼等。

同仁书院,地址在潜江县城西,明代万历年间邑人刘垓建。书院建成后,时任都御使邹元标(江西吉水人,明东林党领袖之一)、礼部主事刘元卿(江西萍乡人,明理学家、教育家)等为书院作序、赋诗,盛况空前。

刘垓,字达可,号肖华,其父刘勋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举人,最后在河东运同任上,留下“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美名。刘垓为人处世受其父亲影响很大,他清正廉洁,刚介敢言。明隆庆五年(1571年),刘垓中进士,仕途顺畅,授太平司理(正七品)。万历五年(1577年),升任礼部员外郎(从五品)。他在礼部主要从事言官工作,就在这一年,因为首辅张居正父亲之死,为“夺情”一事,刘垓直谏犯上,遭受廷杖,差点丢了性命,之后被外放到云南担任提学佥事。

提学佥事是提刑按察司在各省所设的督学官员,即专门负责巡察全省学政,考核教学优劣工作。《潜江县志》记载,刘垓在云南督学期间,“精鉴拔,滇士被其风教,文运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刘垓在云南非常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选拔工作,注重教化民众和学风、教风的整顿,使云南形成了重教崇文的好风尚,其社会风气和文化教育事业焕然一新。

刘垓致仕回到家乡后,“睦乡党,善风俗,益以明道为己任。建同仁书院讲学,以掖后进。邹公元标、刘公元卿皆有记。置学田、设义仓、施义冢,乐施不倦”。[20]他在县城西建同仁书院,让乡邻学子都能入学读书,并亲自为学生讲学,又在黄汉垸(今杨市黄垸村)、道仁垸(今竹根滩三江村一带)买田120亩,取其租金收入,供家庭贫困的寒门学子读书。

中洲书院,地址在潜江县城大关庙街东,明代嘉靖年间邑人郭世经建。内有椿桂堂、环翠亭、讲经所、大本达道斋。清初废。

传经书院,地址在县城后西街,清康熙十年(1671年)知县王又旦捐俸创建。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杜汝愚及官绅民135人集资修复。院门三间南向,中为传经堂,堂左为说诗台,堂右为操缦轩,堂后为文昌阁。阁东西各有7间厢房,是诸生月课之处,阁前栽种着古柏和桂树,绿荫如盖。王又旦曾为书院订立《传经书院约》七条。同治九年(1870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著名学者樊增祥(樊山)曾担任书院的山长。

图16 樊增祥画像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一号樊山。恩施人,光绪年间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他一生共写诗、填词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十分高产。樊增祥清末民初与周树模、左绍佐并称“楚中三老”,与易顺鼎一起被称为两湖诗坛的“两雄”,在全国也有很高的名气。

同治六年(1867年),樊增祥考中举人。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北学政的张之洞推荐他担任传经书院山长。他旅居潜江三年,境内风景古迹多有踏访。他的《潜江杂诗十六首》之五是专写白鹤楼风光的:“白鹤楼中四面窗,白鹤楼下清溪长。田田尽种青荷叶,十里风来并是香。”樊增祥对于潜江的民俗、饮食、文化、水患等也十分关注。《潜江杂诗十六首》中多有关于当时潜江民俗风物的相关记载。如:“十亩回塘岁有租,闲时留客饭秋菰。湖田姜蔗年来薄,更课山僮种紫苏。”诗后原注:“潜人以盐渍紫苏佐馔,味极清美。”同题诗之七:“妾家三板桥头住,郎住青溪一里强。验取湖中新种藕,聪明肯信不如郎。”同题诗之八写潜江的纺织业:“戴胜飞时紫葚匀,锦坊愁煞贸丝人。飞花尽织丁娘布,春绢秋罗不称身。”同题诗之十写著名的潜江伞:“雨盖轻于出水荷,垂檐面面翦青罗。琵琶饭甑君休笑,入市无如伞户多。”诗后原注:“潜人多造伞者,俗呼伞为雨盖。”

樊增祥和当时潜江文人多有交往。《潜江杂诗十六首》之十一原注“城北万氏藏书颇富”,爱书成癖的樊增祥时常去万家(曹禺叔高祖万芾)借书。樊增祥的潜江学生中,有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是“此君高洁非虚名”的索生(索云舫)。樊增祥写有一首《秋夜同索生煮茶》,诗云:“明灯纸阁淡相对,菊枝堕影当秋屏。夜寒读书宜得饮,起吹活火安铜瓶。我力岂能致官焙,薄有草茗聊寄情。箧中羽扇久封置,此时功与寒炉并。乍见金蛇出复没,旋听蚯蚓嘤嘤鸣。斯须点出更芳冽,露芽浅碧花瓷青。潜人点茶入盐豉,庸知清浊须分明。佛芎甘菊以类至,心脾无事常和平。语生慎莫用鹾簋,此君高洁非虚名。独怜饮多每破睡,中宵望月心屏营。起寻破砚颂森伯,诗骨当与寒泉清。”师生二人深秋夜读,为了取暖提神,“起吹活火安铜瓶”,煮饮热茶。只是当年财力拮据的樊增祥买不起“官焙”的上好茶叶,只能“薄有草茗聊寄情”。因为饮茶太多,影响了睡眠,樊增祥夜半望月静思,于是起床寻来纸砚,写下了和索生饮茶夜读的这首纪事诗。

另一位就是因“好读书”而“万事坐捐弃”的甘生。樊诗中说甘生“长我几多岁,相从问奇字”,也就是比樊年长的甘生向樊增祥执弟子礼。甘生即潜江末科进士甘鹏云的父亲甘树椿,当时带着年约8岁的次子甘鹏云同到传经书院读书。甘生和索生读书处是“讲舍东偏”的说诗台,两人自甘寂寞,埋头苦读,伴着附近法云寺的晨钟,他们早已起床读书。樊增祥任教潜江,当然希望学生们学有所成,他的《潜江讲舍题壁》诗云:“废院经时长绿苔,两斋寂寞野花开。琴书草草成流寓,词赋寥寥想异才。”樊增祥精于诗词音韵,曾写《戏题近人诗集示及门诸子》一首,为学生指导写诗要领。

书院在培养人才时,最重视对学生优良品德的培养。因此,一般都会制定院约院规。传经书院的院约在清代潜江书院中很有代表性,规章全面,要求严格,全文照录于下:

其一、课期约:凡课文用月中甲日。及期,诸生侍门外,候令至升堂。然后立阶下,揖,听名,乃进授卷。毕,则趋而入,三伐鼓乃坐,课文二篇。毕,一揖退。

其二、讲期约:凡讲期以仲月,春秋用上丁日。先期随令宿于庙,次早,盛服,行释奠礼毕,乃诣书院。凡讲前十日,择经明行修者一人为之主。至期中坐,余皆侍。东上为县令,次广文,次佐贰。西上为缙绅以齿序。诸生以次就坐。三伐鼓,检姓名册,出诸生五人,各讲《经》一章,问难析义,俱听主者,毕乃退。冬夏用二“至”。出诸生五人,皆讲《四书》一章,毕乃退。余如春秋例。其三、先志约:官先事,士先志,昔贤懿行,简策不乏当,各就质分拟一二古人以为程。如其志,岁葛披练裙,有所不弃;非其志,虽联骑鸣钟,有所不取。其四、辨非士约:服儒者服,粗知文字,不察其行,未可便命曰士,与人相疾誓,相贸首,东郊之鸡也;诵訾奇诋,捷捷便便,萎言蠹政,江中之短狐也;干求无厌,俯首帖耳,分一叶之影,数滴之泉,山庄之余态也;初习声律,掇拾遗藻,托言风雅,以造公庭,市门之阴侩也。有一于此者,非士。非士者,勿入吾门。

其五、明戒约:兹堂之兴,以行不以言,以实不以名,以静不以躁,以公不以私。以言者,如无当之疤,虽宝非用;以名者,如秋林之槁叶,行将陨之;以躁者,如驾无缠牵,不能致远,立见其覆;以私者,如投步羽渊预观日月而睹青天。故申明昔人学规之“九损”,示士之有志于学者(“九损”: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暧昧及琐屑怪诞,妄也;文过饰非,不思速改,怙也;扬人之恶,悻也;问答之间,或阻抑,或执辩,满也;人是人非,道听途说,略不及求,莽也)。其六、治诗约:汉魏以来,诸家之诗,古诗之裔也。方其寄怀托兴,高出太虚之表,深入不测之渊,有镜必穷,有感斯通,觉性情之外,别无长物,治行之余,所当吟诵,此入德之门也。

其七、习乐约:古乐失传,器亦残缺,人以全学之无好也,因并弃之。夫罗洋锦,不以缺一而不衣;黍稷稻粱,不以缺一而不食,独于乐则疑之。知养身而不知冶情,抑何谬耶?夫戴逵之琴,导德宣情;傅玄之铮,推故引新;马融之笛,通灵感物;谢仁祖琵琵,有天际真人想;王褒洞萧,使贪饕者听之而廉隅。昔贤有工一器以自姿者,愿与志士共勉之。[21]

史公书院,位于县城北门外马昌湖畔。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潜江人为感谢离任县令史湛,在潜江县城北门外三元阁之右建立该书院。史湛,字德凝,号澹园,浙江余姚人,由贡生授县令。他在任潜江县令期间为民谋利,重视文教事业,深受潜江人民的爱戴,也受到潜江士人的尊敬。因当时朝廷严令禁止为在官场任职的官员建祠,所以在书院建成以后称为史公书院。在建成以后,不仅仅是纪念史湛,并且还作为教学场所,挑选饱读诗书的人士来任教,继承史湛培养人才的志向。建成多年以后,因年久失修逐渐荒芜。光绪元年(1875年),万际轩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并于次年会试中中进士,其父亲与县城一部分有名望的人重新修葺了史公书院。年少时代的甘鹏云随父亲游学武昌,在饥荒之际由武昌返回潜江,也曾就读于史公书院。在这里时常忘记生活的艰辛,身处逆境更懂得发愤图强,甘鹏云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秀才、拔贡。甘鹏云的父亲——潜江县老秀才甘树椿将儿子成绩的大部分归功于史公书院,于是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重加翻修,并在此赋诗:“留得余姚旧讲坛,颓垣犹自傍旃坛。至今遗老思贤尹,当作文翁石室看。”史公书院为清贫学子专心学习提供了便利,算得上甘鹏云这位末科进士的学习摇篮,也是潜江典型的儒学标志建筑。但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拆北门万氏房屋的木料来搭建马棚,书院难逃厄运,至今遗迹无存。

芦洑书院,地址在张港镇上街,为江西会馆所设。书院由廪生李秋臣主持,授生徒40余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设潜江县张截港高等小学堂。

钟台书院,地址在熊口中街,清末秀才吴宏甫创办,并于此授生徒30余人。辛亥革命后改为咸宁会馆。

书院承载着潜江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虽然这些清代书院旧貌多已不复存在,但书院的兴起使当时潜江学风焕然一新,崇文重教的流风遗韵依然在潜江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