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勋刘垓父子心学成就
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心学也是宋代以后非常有影响的儒学思潮。其特点是强调“人心”的作用，故称“心学”。心学在明代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其学说称为“阳明心学”。
此外，心学对思想界的影响颇为广泛，如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袁宏道的“性灵”说等，都是心学的回响。潜江刘勋、刘垓父子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
刘勋，湖广潜江人，字建伯，号北华。刘勋少负异才，敦厚诚实，聪明好学，善写文章。嘉靖七年（1528年）乡试中举人。嘉靖八年（1529年）授裕州学正。后被朝廷统一调度，参加了四川、山西等地乡试的阅卷工作。又因其工作认真，公正廉明，作风正派，教学及行政管理能力很强，被选拔进京，擢升国子监学录。由于勤于政事，刘勋后升迁任刑部主事。最终，刘勋“以亲老疏乞终养”，辞官回原籍养父。
其《乞恩终养疏》言：“臣本一介菲才，滥叨仕籍，适遂遭逢之愿，每深感激之。私正宜勉效及时，以图报称切。缘臣有父刘巨秀在家，见年八十有五，老病侵寻，日益衰弱。”又称：“臣母氏早丧，二兄俱亡，更无以次一人可倚托。迄今违旷将及六年，隔远三千余里，臣父亦缘念臣成疾，望切倚门。臣近得家报，心如焚灼，思若癫迷。诚念臣一父一子，相依为命，效忠之日犹长，承欢之日苦短。臣若隐忍不归，恐风烛之人，致贻终天之恨，则臣不孝之罪，何所容逃！”他恳求帝王：“仰惟皇上以仁孝化成天下，凡灵蠢有生，咸使各适分愿，如臣情悃，似可矜悯。伏望圣慈恢天地生成之仁，怜父子茕孑之命，放臣回籍终养。俾乌鸟之私，稍伸于今日，而狗马之力图报于将来也。臣无任悚惧，恳切祈恩之至。”
《潜江旧闻录》记载，刘勋“既回，左右尽养”，“父大欢，疾顿愈”，但不久仍因病去世。其父去世之后，刘勋极度哀伤，“一恸几绝，居丧一秉古礼，不茹荤，不入内，三年如一日，人以为难”。[9]
刘勋葬父守孝期满后回朝，重新被任命工部员外郎，“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一历，在工部员外郎任上，各地官员都巴结刘勋，千方百计贿赂他，刘勋不为所动，“司节慎库”，“出资巨万，无所染”。二历，朝廷派他负责督修涿州北的琉璃河，刘勋仍一尘不染。三历，在升迁河东运同任上。运同是掌管一方盐运、盐场、盐务的长官。明朝的盐是奇货，实行的是国家专卖制。盐商们想重金收买刘勋为他们徇私偷运开方便之门，遭到刘勋的断然拒绝：“岂吾之素行尚有未能信于人者耶？胡不义之言入于吾之耳，不义之物入于吾之门也？”[10]
后来，刘勋“去职之日，囊橐萧然，不能具资斧”。
刘勋致仕后，以其清廉俭朴作修身立世之本，教化引导乡党拒绝奢靡，勤俭办一切事业。他对俭与廉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十分精辟和深刻，并确认“俭以养廉”。在行动上，刘勋常年“拂衣萧然，饭粝衣垢，耄修不倦”。回乡后，发现乡邻朋党崇尚奢靡，“庶民墙屋被文绣，少年驺从拥道途，越罗蜀锦照耀舆台，山珍海味脍炙绮筵”。见此，刘勋忧心如焚，他认为“俗弊于奢”，仕官将失去民心，民众将失去田产。为了改变这种陋习，他自告奋勇到县城书院去“引申宁俭之学，劝告族党比闾，斤斤而不厌”。即专门为乡党豪绅讲授“节俭”之学。《潜江县志》收录刘勋所作《宁俭学》。
刘勋在《宁俭学》中讲道：“俭者，质也。质者，本所在也。”“俭也，亦礼也。知宁俭之意，则知礼之本。”“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视之以礼。”“士之所以失恒心，民之所以失恒产”都是奢靡所致。如此，“又奈之何民不穷且盗耶？”
由于刘勋“名德清望，孚于乡里，故乡里多信从其说焉”。在他的教化影响之下，乡邻朋党没负其一生所修的宁俭学说，拒奢崇俭一时在潜江蔚然成风。《潜江旧闻录》记载：“潜江襟江带汉，与江陵、监利、沔阳、竟陵诸邑密迩，而质朴之风较胜者，则先生提倡之力也。”
刘勋之子刘垓，字达可，据《大明一统志·人物》记载：“刘垓，潜江人，隆庆辛未进士，授太平司理，有声。转礼部，恳求吴、赵二史，廷杖。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谢政归，创同仁书院讲学。置义田仓冢。卒，祀乡贤。”
刘垓立身处世，受其父影响很大，他乐善好施，清正廉洁，敢于直言。隆庆五年（1571年），刘垓中进士后，仕途一路通达顺畅，授太平司理，至万历五年（1577年），授礼部员外郎。该年，因反对张居正“夺情”，遭受廷杖，随后被流放云南任提学佥事。任职云南期间，“精鉴拔，滇士被其风教，文运为之一变”。[11]
刘垓致仕回乡后，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睦乡党，善风俗，益以明道为己任。建同仁书院讲学，以掖后进。邹公元标、刘公元卿皆有记。置学田、设义仓、施义冢，乐施不倦”。
进一步查考《潜江县志》，梳理刘垓致仕归里后对家乡的主要贡献有：在县城西建同仁书院，让乡邻学子都能入学读书，并亲自为学生讲学；在黄汉垸、道仁垸买田一百二十亩，取其租金收入，供家庭贫困的寒门学子读书；买地数亩，在县城西门外置义冢一处，为那些无名、无人殓死者留下一片安息之地；受知县曹珩之托，为重修的城隍庙写记刻石，教化官吏和民众“非礼莫行”。[12]是为《潜江科甲题名碑记》：
士以科甲名，世所希觏，称荣焉。所以副其荣者，名也乎哉。侈荣而题之名。有司事也。顾名而思其义，士人事也。吾潜科甲盛矣，而题名阙焉。剑南曹侯，欲表彰人物，以兴起斯文，乃取潜之科甲，勒石题名于学宫，而虚其左以俟来者。属余言记之。余感曹侯之盛举，而思多士之不可徒貌荣名也。乃言曰：夫制科岂能荣人，人荣制科耳。自昔以里选求士，则人趋里选。国朝以制科求士，则人趋制科。方士之育黉序也，曰俊士，业已为乡里荣矣。自是抡于国，拔其尤。上之春官，曰贡士，则国人荣之。又试之阙下，拔其尤，而扬之庭，曰进士，则天下荣之。又进士之首魁多士者，曰状元及第。则其荣于国与天下又可知已。捷音一出，无问识不识，举首诧异。若景星庆云，祥麟瑞凤，争先快睹之不暇。夫何以得此于斯人哉。无亦以其乘时而树立者，将大有裨也。夫果能乘时而树立乎。则进而朝廷增荣，退而乡里蒙福，骏烈著当时，流风被异世。人曰是昔所诧为景庆为祥瑞者也，制科不藉有荣哉。不然，仅取数十年炫华刺肥，美宫室，奉妻子，汶汶闵闵，将身与名俱尽焉。又不然，而怙宠席尊，陵人晙人，人将谨避之，甚且彗孛而蛇虺之。亦曰是某科某甲也。制科云乎哉。吾潜称文献里，岷之江，蟠之汉，俱蜿蜒数千里而会于兹，而休风灏气，宁不钟为俊彦。矧龙飞郢甸，道化旁洽，天启其会，地毓其灵，则思皇之生此王国，亦其时使然哉。而彼之所以乘时树立者，知必不负此名也。故宋元以前莫考，犹记有状元及第一人，贡士一人。自国朝以来，贡士若而人，进士若而人。孰不谓前得大魁盛矣。兹取数多，历位显，非盛之盛者欤。顾名位者，荣一时者也。德业者，荣百世者也。多士中其为名隆德隆，而业与俱隆者何限。而潜之盛，固在此而不在彼。倘一或无闻，与遗臭等。人惭名，名惭科也。瑕瑜稍异。衮铖森然，可荣哉，亦可鉴已。昔孔子较富舆异，至千驷之侯，不得与首踢锇夫等。岂富异不相为谋耶。孙叔敖曰：吾位尊矣，而德益崇。施益博，则位愈尊。有味哉其言之。富异两全之道也。多士其思富而且异。为百世荣，勿为一时荣哉。噫嘻，登高而呼，则闻见易。势所藉也。兹藉势而树立惟士，藉势而恣睢亦惟士，可惧哉，亦可劝己。余亦忝附科名者，方鉴且劝而不敢自荣也。乃因曹侯之请记之。且与来者共勖焉。曹侯名珩，号佩庭，起家贡士高等，其政多留心风教。类此云。[13]
刘垓在这些公益活动中感受到了人生在世的价值，在游历了县城东北隅的妙庭观后，有诗曰：“空中楼阁隐云窝，为避炎蒸载酒过；望去山川连紫极，摘来星斗控银河；槛前影挂三江棹，天外香分十丈荷；乘欲凌云飞且在，杏坛谁与赤松多。”[14]
刘勋、刘垓父子的思想，符合心学的相关主张，特别是他们崇节俭、重约欲的说法，与心学若合符契。“知”与“行”是合一的，伦理的行为也作为得悟过程的条件。“正直”和“俭约”，作为道德性极强的伦理观念，与恪尽职守、勤勉忠君、谨遵伦常、精励家业乃至修、齐、治、平紧密相连。正直与俭约的实现，都要求排除利己心，禁约贪欲，即不过“分”，除了道德性质外，对社会结构和“民众之心”的相关要求，也使刘勋、刘垓父子的主张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