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金著《本草述》
刘若金（1585—1665），字用汝，号云密，晚号蠡园逸叟，潜江人。刘若金的祖父刘勋，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举人，他在河东运同任上留下“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美名。他的伯父刘垓是“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的名宦。刘若金父亲刘埏，太学生，后因儿子刘若金的名气，赠封“资政大夫，闽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书”。
刘若金是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授古田知县（治在今福建省东北），不久调补浦城令，因治盗有功，擢南吏部主事，转郎中，出任淮海兵备佥事，任间治军有方，知人善任，尚勤于政事，不辞劳苦，“浚淤河，筑长堤，俾水畅流而无溢”，以解民忧，深得民望。后民纪其功德，特将刘氏所开之河称刘公河，所筑之堤称刘兵宪堤。[59]
在古田知县任上，古田“海堧瘠邑，群盗聚丛，篁灌莽中，梗驿劫旅，人民苦之”。刘若金上任后，“严甲保，禁赌窟，戒游惰，痛惩蠹胥通盗者，盗远遁，不敢入古田境”。还有一段老百姓对刘若金离任时的评价：“自我公来，四乡无胥吏之迹，县庭无敲鼓扑之声，征敛以时，农功不扰，人有余力，岁有余赢，公德厚矣。公去谁拊育我者？”因为刘若金在古田政绩突出，调任浦城（今福建浦城县）知县。刘到浦城后，治理方略亦与在古田一样，三年不到政绩斐然，一时舆论翕然，史称刘若金为“八闽循吏第一”。
任淮海兵备佥事时，整顿军纪，广筑堡垒，坚壁清野，增设巡逻岗哨，做到有备无患，使民心和军心大为稳固。刘若金治军很有一套，他喜欢在军中物色人才，对有勇有谋者，举荐提拔使用，并传授其方略，这样更让将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与贼寇作战中，刘若金整训后的军队屡战屡胜。贼寇对刘若金真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对淮海进犯。
刘若金在管理地方军务的同时，也不忘记帮助地方解决老百姓的疾苦，维护地方稳定。他认为“民所以聚之，如饥鸟之求食；民所患除之，如沉疴之被体也”。
淮海这个地方自古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同时也滋生了一批欺行霸市、奸猾豪取的害群之马。他们平常横行霸道，侮民敛财，干政害政，谁都不敢冒犯。刘若金知道此事后，对为首者毫不留情地予以了严厉打击。对此老百姓拍手称快，当时，淮海市面上的豪猾之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撄毒龙，莫犯刘公。”淮海的大治，使刘若金声名远扬，朝廷对他又加封一级，并给“蒙白金文绮之赐”。
然于刘若金晋级之时，却遭官场宵小忌妒，以至诋毁中伤。刘若金秉性耿介，愤然留下一纸劾状，还归故里，发愤著书。自筑读书室，曰喟然轩，终日“杜门谢客，不与世相闻，惟日以方书自娱”。时年50岁。至59岁时，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自缢煤山。不久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迁都北京。而南朝诸王相继于南方建立小政权。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建。福建人黄文焕得其重用，力荐刘若金出任抗清复明。刘若金至福建，先任通政司右参议，不久擢刑部侍郎，旋晋尚书。故后人称其刘尚书。然世运难以逆转，刘若金“见政柄下移，知事不可为”，于是坚决请求致仕返乡。此后自号蠡园逸叟，久居故里潜江，“日夕坐卧一小楼，治方书如故”。
图14 今本《本草述校注》书影
刘若金退居民间近30年，以“闭户著书自遗”。所著之书，大抵两类。其一，为诗文杂著，于世局、政务多有评议，故大都隐而不传。唯杂著有小部分尚存，多为墓志铭、祭文、书信之类。据查，刘曾为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撰写祭文，与湘阴郭些庵、衡阳王船山（即王夫之）、嘉鱼熊蘖庵、宁乡陶密庵、竟陵吴既闲等“三五逸老，时通尺素”。而王船山、欧阳东凤，均为明清之际忧国爱民、不畏强暴、勤于治学、著述有成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由此亦知刘若金平生所交及其志向。其二，竭30年心力，十易其稿，撰成药学专著《本草述》，洋洋80万言。
较之史上诸多本草书籍，刘若金的《本草述》，有其独特价值。全书32卷，分为水部、火部、土部、五金部、石部、卤石部、山草部、芳草部、隰草部、毒草部、蔓草部、水草部、谷部、菜部、五果部、山果部、夷果部、果之味部、果之蓏部、水果部、香木部、乔木部、灌木部、寓木部、苞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凡31部，收载药物480余种。每药首列正名，次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继以刘氏本人撰写的按语，其内容主要是对药物理论的阐发。
《本草述》的分类与编排次序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比较类似。李著历时27年，刘著历时30年。李著集药1892种，而刘著重在民众临证治疗实用，精选药物都为民间常用药品。药物论述体例，李著“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王世贞《〈本草纲目〉原序》）而刘著每药论述，依次为产地、形态、采收、药性、主治、附方、愚按与修治。推崇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及气机升降学说，注重药性理论与临床运用相结合。善旁征博引，广集金元各学派观点，并精选明末诸大家议论，善以愚按形式，从千秋典籍中探索药效奥妙，于百家比较处剔发药理真谛，使该书具有较高的理论性，较强的实用性和较好的资料性。
《本草述》另一突出特点，论药分经纬，体用并重。既按部类系列沿纵向阐明药物单用时的个性特长，亦按配伍关系从横向分述药物合用后药效出现的差异，结合临床应用，使人“知其所以然”，既知其“体”，亦知其“用”。具体言之，即让世人获知单用一药的功效及其作用（“体”），更让世人获知诸药合用的功效及其作用（“用”）。经之以药，纬之以方，熔方药于一炉，达到体与用并重，这是全从有利于世的角度而著书立说。正因如此，此书于后人有极好的示范作用。为达救民利世目的，刘若金认为：为医者如不明《本经》，只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则用之无异同。如不旁及历代名家之说，徒执有限药物，则无以应无穷病变。故大凡学医者，必穷原竟委，临证方可左右逢源。因此，刘于著述中，宗于经而旁及名家之论，而于平生所搜集诸医家药论，如《珍珠囊药性赋》《丹溪本草》《汤液本草》《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疏》《炮炙论》《本草衍义》《药类法象》《用药心得》；尚有诸名家用药心得，如陈嘉谟、苏子瞻、刘河间、苏颂、陈藏器、卢复、王绍隆、李中梓等数十家，刘若金皆择其精者，参合《灵》《素》，详以述之。刘取材浩富，源流分明，且论及药用功治，皆辨析入微，切中肯綮。
《本草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无著录，而诸如《医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四部总录医药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分省医籍考》《中国医籍提要》《潜江书徵》之类的目录书，则无一例外地对该书作了介绍。这说明该书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永瑢、纪昀等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前，流传不广。或者说，该书开始广泛地流传的时间大约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医籍考》成书之前。综合各目录学专著的著录情况和从地方志中查得的资料，《本草述》的版本大约有以下7种：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初刊本。该刊本扉页书作《刘尚书本草》。据考证系《本草述》未完刻本，藏中国中医研究院；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忠效堂刊本；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还读山房校刊本。全套30册。湖北省图书馆有收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本；清光绪二年（1876年）姑苏来青阁重印薛氏还读山房本。藏馆甚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万有书局石印本。全套16册。湖北中医学院等有收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冈萧兰陵堂刊本。全套20册。湖北省图书馆有收藏。[60]
刘氏著作着重点是进行药性理论的探讨，其主要特点有：首先，重视理论层面的阐释。金元以降，医学家多重理论水平的总结，刘若金亦是如此。《本草迷》一书中不但大量收录金元以来医家关于药性药效及药理的讨论，而且以“愚按”形式对药的各个不同项目进行理论阐释，如“浸蓝水”条下谓“蓝之治功在其大布生阳之气，独擅能耳，故染布水能治咽喉，至于杀虫，即在布生阳之气已该举矣，其意详于蓝下。时珍止以杀虫为功，是言其末，而遗本也”。（卷1）认为该药之所以有治咽喉病杀虫等功能，都是药物的“布生阳之气”的性质体现，从而在理论高度认识药物的功效主治。理论的重视是医学的进步，邹澎指出：“世言某物可治某病，及如法治之，而效者仅一，不效者恒九，则不得不深辨其所当然，各辨其所以然。”（《本草述钩玄》序）这个“所当然”指的是药物的功效规律，而“所以然”就是指对产生这种药效的原因的理论探讨。知不知“所以然”常常是辨别医生良庸的标志。
其次，善于详细辨析阴阳气血的辩证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中医学一贯认为用来治病的药物亦有阴阳不同的性质，只有明辨药物和疾病的阴阳，才能辨证施药，药到病除。但“虽然阴阳易辨也，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则微妙难言。”刘若金就往往能细致入微地剖析药物的阴阳性质，使对药物的不同药性功能的认识更深化一步。如在“黄耆”条指出：“止言其补气，迈知其化血生血，乃所以竟其气之用耳！盖达阳即以利阴，利阴即以达阳，此正合微义也，故阐发以补先哲之遗。”（卷7）从黄耆由补气达到生血功能，引申到阴阳互生，辩证论述了阴阳的关系。治病不识阴阳，开口动手便错，不识药物阴阳亦是如此。刘若金不仅提出要识别药物阴阳，同时还要理解药物阴阳与人体阴阳以及气血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有效地治疗疾病。
再次，善于从品物生成解释药物。刘若金在分析“所以然”时，常常对药物的生长环境、形态特点等“生成”因素予以阐发。正如邹澍所说“潜江刘若金先生著《本草述》，其旨以药物生成之时，度五气五味五色，以明阴阳之升降”。（《本草述钩玄》序）如在“地锦”条下，刘若金指出：“地锦之得名，因其蔓延于地者，其茎赤，其叶茎紫，诚如时珍所云也。然能散血止血者，亦不外此青之赤，叶之青紫，似乎得火化之精气，观其于夏中茂盛，且以六月开红花，结细实，而其味苦，则其气化之所禀，愈足征也。第其蔓延于地者，先本阴气，而乃成于大火之气，足正合手血之原于水而成于火者也。故能散血，而并能止血。”（卷12）刘氏从地锦的形态、颜色、生境、滋味等入手，结合阴阳气血理论，分析地锦这一味药具备散血止血功效的“所以然”。这一方法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在我国古代却是药性理论指导思想和发现药物的重要方法，也许今后科学的发展将证实它的合理性。
最后，既吸收众家之所长，又不囿于成说。《本草述》一书大量吸收了前代关于药物理论的内容，以金元医家张洁古、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收录最多，还搜集了不少《本草纲目》成书之后的本草方书著作内容，如缪希雍、卢复、卢之颐、皇甫嵩、许希周、王绍隆、李中立、罗周彦、王肯堂等人的论述都有收录。刘若金所著《本草述》不同于《本草纲目》以包罗众多见长，而是偏重于理论上的阐释，对于与理论无关的内容大加删削。因此本书字数虽多，却非面面俱到，而是重点突出，“以去华务实为主，而精详研核，以轩岐素难为根极，而贯穿融汇于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诸家，引而不发者咸为抉其奥、展其蕴，而大畅之，俾可共悟于造化功用之所以然，而恍然于诸先生同异之精微。”（谭瑄《本草述》序）对于前人成说，刘若金决不盲从，而是具体分析，以期知其“所以然”。若“人参”条，“先哲有云，虚火可补，参芪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愚谓此四语还费商酌，是必精晰火与热之辨而后可”（卷7）。他分析了火与热的不同之后指出“投参芪者，乃止属阳分之虚，名为虚热，不名为虚火也”。
总之，《本草述》不仅在本草学史有其独特地位，而且在华夏文化史中亦有一定的地位。刘氏因怀经世致用著述思想，故选定药物坚持“药精适用，从博返约”原则，论药泾渭分明，体用并重；论理宗于经典，旁及诸家，选其精粹，最终必利于世人实用。该书出版后，不乏诸多有识之士对此书深入研究。如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武进人杨时泰偶得此书，“翻阅数过，爱不能释”，遂用了6年的时间，“就其中论义删而约之”撰成《本草述钩玄》，刊行于世。《本草述钩玄》一书的卷数和药品与《本草述》完全相同，只是在文字方面“去繁就简，汰其冗者十之四，达其理者十之六。而其旨灿然益明，择精语详，了如指掌。”（邹澍《本草述钩玄》序）经过杨时泰删改后的该书，只有原书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可以说是《本草述》的精简版。[61]
《本草述录》也是在《本草述》基础上编成的著作。清末江苏阳湖人张琦从《本草述》中“删烦（繁）就简，择要录者”（蒋溶《本草述录》小引），节录药物近50种而成，6卷，内容仅载性味、归经、功能、主治、附方等与临床实践关系较大者，简明扼要。但该书与刘若金原著宗旨已相去甚远了。其后张琦同乡蒋溶得到该书一编，“惜其残缺不齐”，在宦余摘录药品420余种，分为8卷，并补充“补集”，新增野山参、东洋参、燕窝等53种药物，仍名《本草述录》，又名《萃金裘本草述录》。现仅存有抄本。清代研究本草学大家邹澍，深研刘氏原著后，亦给予高度重视。“邹氏集后世药论时，以卢子繇、刘若金之说为最多。”[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