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留学教育
清末留学教育的发展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第一，是洋务运动时期。培育新式实业人才、以达“自强求富”目的的历史动因催发了近代中国实业教育的萌芽和首次官派留学教育的启动。第二，是晚清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留学日本成为国人寻求的一个新的学习西方的途径。而实业教育也在《癸卯学制》中首次确立。通过借鉴学习日本的实业教育，留日教育对于中国晚清的实业教育制度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三，是民国前期。留学欧美的新格局形成。第四，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期。在此背景下，潜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留学生，如甘鹏云、傅慈祥、胡秉柯、李书城、万宗孔等人。甘鹏云、傅慈祥、胡秉柯和李书城的事迹前文已述，此不重复。
万宗孔（1879—1911），又名万汝贤，字禹如，潜江县城人。少时与傅慈祥是同学。1900年秋，傅慈祥、吴禄贞等回国组织自立军起事。万受命将傅由日购回的枪械弹药秘密运送刘家庙、后湖、桥口、武昌等地妥藏备用。起义事泄，傅遇害，万流亡日本4年后回国。
1905年8月，他出国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于东京加入同盟会。1910年夏，学成归国，任黑龙江涉外局文科长。同年11月哈尔滨鼠疫传至齐齐哈尔，该地日商附近居民有病死者数人，日本领事据此提出焚毁死者之家及附近日商家庭之器物，日商损失由中国加倍赔偿等要求，万予坚拒。有媚日者乘机构陷，欲迫其承诺。万奋然表示：“吾保中华，不保大清。与其奴膝而枉生于满清之世，毋宁踵续陈天华、蕺翼潭、徐锡麟、林圭、唐才常诸同志，死犹为鬼雄。”1911年2月初，日方纠众为防疫事无端纠缠，至以武力相胁。万宗孔乃于2月10日晚上吞金自杀，并留绝命书，表示要以一死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
田美棠（1886—1961），字劭甫，张金河人。他自幼聪明好学，七岁入家庭私塾就读，1901年，考入张之洞在武昌所创办的两湖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清廷作为优秀学子选派留学日本学法律。他先入东京弘文书院普通科学习日语，两年后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明治大学是日本十分著名的大学，以“权力自由”“独立自治”为校训，培养出许多时代英才。田美棠入校后如鱼得水，学习十分刻苦认真，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同时，受自由、独立校训的熏陶和孙中山在日本对留学生不断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等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对腐朽的清王朝不抱希望，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1907年成为孙中山同盟会的正式会员之一。宣统二年（1910年），学成归国，随后参加朝廷主持的留学生甄别考试，成绩优秀，授法政科举人。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袁桥人。幼年从父念书。1904年由胞兄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资助，东渡日本留学。李汉俊到达日本后，先入明治大学附设的经纬堂，主修日语。十五岁入东京天主教教会学校晓星中学，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土木工程科学习。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抱着救国、强国之梦而负笈东渡。李汉俊说：“我们求学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将来为国家和民族的扬眉吐气出力。”
李汉俊留日期间，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多人最初也是通过日本这座“桥”认识的。李汉俊结识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河上肇和其他进步人士高津正道、宫崎滔天等，树立了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思想。他留日时学习勤奋刻苦，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并认真研读马克思原著，准备以之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18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12月他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参与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1923年他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李汉俊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26年春他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
陈祖炳（1890—1963），字文彬，张金高口人。他幼入私塾，因家贫不时辍学。亲戚田古泉认为这时候中断学业很不值得，予以资助。后来，田古泉到汉川做知县，陈祖炳离开家乡，到汉川县衙做贴写（文书）。后由田古泉介绍，就读于武昌甲种专科学技，后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习数学和物理。1921年，由胡恕堂和胡家人集资，在田古泉的支付下，陈祖炳远离国土，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原子物理，并受业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主攻热学相对论。他大胆对业师的相对论提出质疑，并对其中的不足予以完善，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获得德国科学界的肯定。陈祖炳学成后准备回国，恩师爱因斯坦真诚地挽留他留在国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婉言谢绝，毅然归国。
1928年，陈祖炳学成归国，在湖北省教育厅督学。抗战时期，在四川省长寿任国立十二中学校长，后任朝阳学校教授、中央军校特训班电讯教官，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培养了大批人才。1940年至1943年，他被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后，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武昌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等校任教授。
胡忠民（1893—1971），原名胡忠和，亦名智坦，积玉口太和场人。1906年进县高等小学，1908年入武昌普通中学。受其长兄胡秉柯民主思想的启迪，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首义，即与友人回潜江县从事革命宣传，南北议和成，任同盟会鄂支部文司。其兄当选国会议员，便协助兄做文秘工作。1915年，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1919年夏，以公费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其时撰写《华盛顿会议因果及我国今后的责任》一文，深得李汉俊赏识。1922年夏归国，受聘于北京法科大学讲师。年底，经李汉俊介绍入武昌师范大学为讲师，并兼任武昌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和法政专科学校讲师。1924年任武昌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先后担任过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建设科股长、浙江省建设厅水利科长、湖北省建设厅秘书兼公矿管理处处长、国民政府铨叙部秘书、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务。抗战胜利以后，深感蒋介石“戡乱”不义，愤然弃政从教。
钱瑛（1903—1973），女，原名钱秀英，又名生桂，号海霞，曾用名陈海萍、陈秀英、彭友姑、黄淑云、张秀文、陈萍，潜江（今周矶办事处）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首任监察部部长，也是继史良（司法部部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之后的第三位女部长，被誉为新时代的“女包公”。钱瑛出生时，其家境宽殷，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她的祖父钱兰田坐贸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则在汉口转接。1904年，钱瑛一岁时，钱家突遭厄运。钱焕庭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毁于一场火灾，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并殃及汉口和咸宁的生意。钱瑛的父亲钱训臣只好辍商改行，东渡日本东京学习织造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到湖北天门人、广东新军第一协统统领张炽所部任筹办粮秣的军需官。后为照顾年迈的祖父，返回咸宁家乡务农。由于受到父亲职业的频繁变动和迁移的影响，使钱瑛有机会接触新思想和新事物，因此，她养成了倔强、独立的个性和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叛逆精神。
1923年，钱瑛说服了父母同意她报考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湖北女师是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当时，李汉俊正在女师任教，主讲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史等。李汉俊还在家中成立了武汉妇女读书会，钱瑛就是读书会成员之一。她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思想积极倾向革命。从1925年起，钱瑛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于大革命洪流。1927年3月，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进汉口劳动训练班学习，后赴江西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1929年，新婚未满3月，她又奉调赴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1年回国继续革命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祁开智（1906—1969），又名祁伯达，周矶祁家台人。1919年春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同年夏毕业，旋即考入湖北省立一中。两年后，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该校7年，所写《温度对物质密度的影响》获校级论文奖。1928年毕业，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物理系研究班。1932年，获硕士学位，年底绕道欧洲回国。这时候，祁开智已经懂得数国语言，可以灵活使用英文，能阅读德文和俄文书刊。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南京大学、西北农学院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军决不蓄发”，昭示自己爱国的赤诚之心。西北农学院进步与倒退两派之间斗争激烈，祁开智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学校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46年11月，祁开智受聘于北京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