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巨匠易均室
近代时期的中国虽陷于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国运不昌的危机，但在文化领域，却是百花齐放，硕果斐然，这也是百余年来让今人向往的一段时期。且湖北地区自古以来的崇尚教育，且水陆交通发达，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近代以来更是人才辈出，为这段文化的黄金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金石学研究始于北宋，欧阳修是这一学科的开创者，而盛于清代，清代学者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学这一名称。近代西方考古文化传入后，考古学研究逐渐兴盛，有不少影响世界的考古发现，因而出土文物非常丰富，以至于从事于金石研究的队伍日益庞大，金石研究范围亦全面扩大。金石研究从质地来分，有金有石，又有砖瓦陶器等；从用途来看，有钟鼎彝器、钱币、玺印、兵器、玉器、镜鉴和封泥等。近千年的发展，这一研究领域的方法技术已臻成熟，尤其是研究体例，非常完善，有存目、录文、摹图、摹字等环节的材料整理，又有通过书跋方式从内容上进行经史、小学、义例等方面的阐发；既有专门研究，又有通论；既有地域研究之分，又有通纂总括。其中石刻著作最多，研究体例也最完善。湖北潜江学者易均室，于金石研究一道，堪称巨匠，尤其在古文字、印章石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易均室生于1886年，湖北潜江人氏，名忠箓，字均室、灵均、箓伯、仙侣，号稆园、病因生、绾秋词人、沧浪散人等，斋号有静偶轩、桕风草堂、沧浪一舸等。少年肄业武昌经心书院，后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就读，毕业于政治、文学两科。留日期间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会，致力于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独裁；武昌起义时，他提前回到武汉，在潜江策动独立，发动广大爱国人士，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出任湖北省议会议员，后不满北洋政府的种种行为，一腔抱负难以伸展，遂弃官回乡，闭户读书十年，着手研究文字学、金石学及诗词戏曲等。1928年初，应湖北省主席张知本之请，出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后在武昌多所学校任教，教授文字学、金石学等科目，为古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后，漂徙川陕，赴陕西出任西北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留寓成都，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教授。不幸的是“文革”期间他的书籍与著作手稿被焚一空，于1969年郁郁离世。因身历浩劫，半生著述皆付之一炬，致其身后声名寂寥，所幸得其门人徐无闻承传，后世对这位学者才有所了解，但资料匮乏，只能依据现有材料了解先生的冰山一角。易均室一生所著虽难以流传，但生前于金石学研究方面的见解，影响了一代人，为后世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人虽离世，但思想精神传承不灭，足以令后人学习瞻仰。
易均室是颇有成就的学者、书法家，生前在学术界与书法界都享有盛誉。沙孟海《沙邨印话》谓：“世间不可无易均室。”更言“于历代金石之稔熟，当世无出其右”“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可见当时易均室的盛名，研究成果的丰硕以及同道的推重。易均室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学者，治学严谨精深，博学宏通，仅目前所知，其著述文章就达六十多种（篇），可谓著作等身。1931年创办金石书画篆刻刊物《艺甄》，六期即终。之后著述文章有《易稆园殷契拓册》《古籀臆笺》《说文部首形系》《静偶轩金石题跋》《三游洞题名考》《艺海扬尘录》《李北海书碑系年》《均室文稿》《隔云集》等。又曾辑《均室鉨印》《稆园印鲭》《古印甄》《锦里篆刻征存》等。[5]
此外，易均室还极擅书法，尤精于篆书，他为治文字学，遍临两周金文、《石鼓文》和秦汉篆书碑版。因此易均室的篆书功底极为深厚，且于李阳冰篆书也颇多取法，但由于他对于篆书平日颇自矜惜，不轻为人作，现在已难见到，实为憾事。易均室好篆刻，将其当作一门学问钻研了五六十年，学识甚博，赏析甚精，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但可惜均未能传世，他自己不刻印，但为印家之伯乐，海内大家都乐于为他奏技，如赵叔孺、吴石潜、王福庵、易大庵等，他曾将朋友们为他刻印三百余方，先后辑拓为《均室鉨印》《稆园印鲭》分赠同好，对近代篆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6]
易均室执教多年，门生众多，在书法印学方面能承其衣钵者，却只有徐无闻一人，可见此学问之精深。金石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清代以前的学者积累的研究方法已经很完备，在近代西方的研究的方法传入后，尤其是考证方面，诸多新材料的发现以及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历史学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易均室在这方面成当时大家，酷好收集文物，潜心研究，成绩卓著而或业内广为称赞，殊为不易。易均室一生不慕荣利，狷介自守，视文物典籍为性命，流寓成都二十余年，省衣节食，所蓄亦甚可观，除被焚毁的大量书籍外，他还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40箱古籍、湖北省博物馆大量文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藏有其捐献的甲骨130片，其藏品广涉陶、甓、墨、砚、书法、绘画、古籍、古琴、名印、石刻、竹刻、铜刻、瓷器、玉器、青铜等近二十个门类，如此丰富的藏品让人叹为观止。
1926年武昌拆除城墙时，易均室为保护文物，搜集古砖，做出了很大贡献。《续闲谈销夏录》记载：“丙寅武昌拆城议行，君于其时留意访求古砖，累年所得无数。最古者为吴黄龙、嘉禾时物，均象形刻书，可见季汉之书品。又得一砖，两侧分书‘永平元年四月干慎立墓富贵’十二字，盖圹甓也。在近古有宋南渡后物，曰‘嘉定戊寅官窑三十将造’者，书法绝肖唐碑。……此类砖所获不下数十种，如嘉定、咸淳、至元。嘉靖、崇祯各朝所造，尤精美。”抗战以后，这批古砖，还包括易均室所收集的名贵端砚、石印及铜器等非纸质文物，下落不明。
在近代动荡的中国中，易均室固守其学者身份，在自己喜好的领域内长久钻研，殊为不易。辗转的逃难生涯也未减少他对于金石研究的兴趣，为我国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积极参与进步革命，接受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在近代军事战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互相碰撞的年代，诸多本土文化瑰宝湮没在战火中，抑或被摒弃，唯有真正的学术大家，始终如一，固守本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付出巨大的艰辛，留下中国文化之脉，虽遭离难而未改分毫，这是老一辈人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