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领袖与潜江文坛
竟陵派是中国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十分猛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当时文坛评判诗文的准则。竟陵派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竟陵派认为公安派的作品俚俗浮浅，倡导“幽深孤峭”风格。所谓“幽深孤峭”，即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这样竟陵派便形成了刻意雕琢字句、语言佶屈、艰涩隐晦的创作特点和文风格调。
以钟、谭为首的“竟陵之风”在天启、崇祯甚至清初文坛的影响深广且持久。一时“海内靡然从之，迄今三十余年”；形成“楚风今日遍南州”，“启、祯间，诗教楚人为政，学者争效之”的盛况。而另一方面，在明末民族危机、山河动乱激荡下普遍形成的崇儒复雅、忧时托志的爱国强音，对钟、谭为首“竟陵之风”的普遍批判，也反映了竟陵派在明末文坛的波及程度。在湖广文坛，相较于之前的李东阳茶陵派、吴国伦、李维桢复古派、三袁公安派而言，以钟、谭为首的竟陵派是以荆楚为基地，对湖广乃至全国产生影响范围最大的流派。故清代文献学家邓显鹤《沅湘耆旧集》、陈田《明诗纪事》等诗文总集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楚诗多为竟陵所染。”
而与此同时，湖广地区又是明末农民起义和后来反清复明的重要战场。故而，作为被历次战争推上风口浪尖的明末湖广作家群，面对民变四起、四方战乱、民生凋敝、国家覆亡的末世之相，即便倾好历来被视为志士之声对立、仅抒一己幽绪“竟陵之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也多能见得“忧时托志”的爱国强音。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湖广承天府景陵（今属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05年），中进士，授行人，逢万历三十九年（1606年）“庚戌京察”，滞行人8年，其间奉使四川、山东、贵州。又逢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次年改工部主事，上疏愿任官南曹部。后历任南礼部主事、郎中、福建提学佥事，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丁父忧归。大计为福建巡抚奏黜，里居注佛经，天启五年（1625年）卒于家，年五十二。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湖广承天府景陵（今属湖北天门）人。生平屡困科场，天启四年（1624年）以恩贡入京，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人。后再上礼闱，不第。崇祯十年（1637年），猝死在赴京再试途中，年五十二。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谭元春访钟惺，两人遂结为终身好友，时钟三十一岁，谭十九岁。钟性“严冷”，“深静如一泓定水”，“不与世俗人交接”。谭则性“顽旷”，“见人嬉游”，钟常以“简远”“居厚”规劝，谭亦有意向“知静”“求朴”靠拢。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钟、谭二人共同评选古诗，三审定稿，钟、谭各作一序，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刊《唐诗归》三十六卷、《古诗归》十五卷行世，一时流播天下。“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士以不谈竟陵为俗，王李之帜几为尽拔”。钟惺存世诗文著述有《隐秀轩集》等多种，相较于钟惺，谭元春的诗文流传相对零散，没有完整合集刊本，主要多刻于明末。
谭元春于天启、崇祯年间以湖广为基地，频与江西、京师、江浙、福建等地名士交游往来，又携一门兄弟四人及大批竟陵派作家加入明末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政治性文人社团复社，使得竟陵风尚的影响在崇祯间达到极盛并持续到清初。清初同为楚人的顾景星就说，其时“诗教楚人为政”，而湖广作为竟陵派的植根之地，更是多服习竟陵风尚。
苏惟霖既与公安三袁是好友，也和后起的竟陵派文学领袖人物之一谭元春有交谊。两大文学流派虽然产生并影响文坛的时间一先一后，但是，两派的创始人兼代表作家，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活时段。并且他们之间还有过友好的交往。比如竟陵派中稍为年长的代表作家钟惺，就与袁宏道不乏鸿雁传书，天启四年（1624年）宏道子袁彭年考中举人，五十一岁的钟惺还写诗相贺；并与袁中道有交往。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予同年钟伯敬来访……彼此一见欢甚。”并同游共餐。而公安三袁的好友雷思霈，在主持京城会试中赏识并选拔钟惺，高中进士，被钟惺尊为座师。年轻一点的谭元春，则与袁宏道之子袁彭年交往密切，在《谭元春集》中，可以看到大量与袁彭年往来唱和的诗作。苏惟霖曾经多年在外为官，远离家乡，和文朋诗友书信往来的诗歌唱和，相当频繁。《谭元春集》中，则收录了写给苏惟霖的唱和诗作《答苏潜夫出关后见寄》：“书到寒原知启关，得君诗可当秋山。荷声雁截渚边去，蓼影僧由云际还。一部残经中有味，四旬九日外俱闲。贫居自厌如人厌，始信高风非世间。”[33]
公安派三袁，不满意七子的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文体，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对机械模拟，又反对俚俗文风，自认为是在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险怪的途径。公安三袁的好友苏惟霖，与竟陵派代表作家谭元春的交往，成为晚明两大文学流派继承与创新的见证。他们都喜爱诗歌创作，而且都是楚地的广义同乡，龙湾（旧属江陵，今属潜江）与竟陵（今天门市）也只有百十里的路途。“公安三袁”“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都有和当时的潜江人或潜江县令交往的诗文记载。足见明代潜江文坛对外交流之活跃。
苏惟霖与雷思霈等公安派代表作家的创作风格相似。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雷简讨思霈》中以为苏惟霖等人并皆公安末流。公安派末流与竟陵一派流传承接、融合交替而并无截然可分的界限。苏惟霖与雷思霈、曾可前诸人亦然：“何思（思霈）与袁氏兄弟善，当公安扫除俗学，沿袭其风流，信心放笔”（钱谦益）。雷思霈持论仿佛中郎，宜乎创作趋拟公安。而曾可前（退如）并苏惟霖（潜夫、云浦）“诗亦仿佛何思”，盖其为“一时同志”而善谈名理，“函盖合而水乳契，是其中真有臭味”，“其于文一机轴也”。[34]
苏惟霖的作品，经过沧桑岁月，虽然存世不多，更不及“公安三袁”著作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但是他当年与公安三袁性情相投，文才在当时也受士人瞩目。明万历年间文坛领袖、礼部尚书李维桢（1547—1626）为苏惟霖所撰《读苏侍御诗》中称：“诗以道性情，性情不择人而有，不待学问文词而足，故《诗》三百篇，《风》与《雅》《颂》等……大而三千，细而万物，远而八荒千古，无一不供吾驱使，无一不受吾陶冶，宇宙在手，万化生身，何但一诗。”
此文不仅指出，“性情”为诗歌的本质，并界定“性情”即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基本情感，又称“性情”为天下之大本达道。只有抒写一己真情，诗歌才有可能“得其妙”。可见，率真自然，敢于流露一己的真情实意，实在是创作好诗的必由之路。如此的论诗方式已深具公安派倡导的性灵说的色彩。李维桢此文结尾又称：“吾乡二三君子矫矫不凡，其人为谁？就余所见，袁中郎、苏潜夫兄弟是也。”可见，他把苏惟霖和袁宏道等人作为湖北家乡卓越的文才之士相提并论。正是因为公安三袁在当时文坛上的声誉和影响，加上苏惟霖等名士追随者云集，从而使性灵派队伍更加壮大，影响更为深远。苏惟霖与谭元春等“竟陵派”代表作家的诗歌交流，则无疑助推了新文学流派的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