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枚子与报刊文学

万枚子，原名万德涵，号养和，笔名枚子，祖籍潜江。1905年5月5日出生于北京，7岁丧母，1913年随其父万枚（时任湖北夏口地方检察官）在湖北夏口入读私塾，次年被送往北京跟随三叔攻读古文，并开始阅读《聊斋》《水浒》等古典小说。

1917年又随父（时任荥阳县知事）到开封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法文班学习，1921年再返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补习学校、北京师范学院补习班、北京大学甲部预科，直到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系。他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23年在北京《晨报》文学旬刊发表短篇小说《考试》，始用笔名梅子，后改为枚子，意为万枚的儿子。

1925年7月，万枚子考入北京《世界日报》任编辑，随后多年从事办报工作，先后担任北京《民主晚报》及民主通讯社总编辑、天津《华北新闻》编辑主任、郑州《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北平朝报》主编、汉口《民国日报》和《中山日报》主任编辑、汉口《大申报》总编、上海《时代日报》总编、重庆《时事新报》总编、南京《扫荡报》副社长、南京《和平日报》代社长、上海《和平日报》社长兼主笔、上海《人人周报》主编等，报人生涯长达20余年，堪称中国现代老报人。

1931年12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时，万枚子完成了长篇小说《半新女儿家》的创作，并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版连载。《半新女儿家》以大学开放女禁，招收女生后，男女大学生恋爱故事为内容的小说，题材新颖别致，情节生动，很受读者欢迎。为此，将原载的《凤头鞵》连载小说，移登晚报“夜光”版。后来，《半新女儿家》更名为《时代女儿》，由上海人从众文化公司在1946年2月出版，前12节曾刊于1947年出版的《人人周报》第1辑。

万枚子在精心办报及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参与了许多政治活动。1925年10月，经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始终不渝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

1932年夏，赴江西、上海调查两煤矿诉讼案，面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拒绝上海煤矿的拉拢，据实将诉讼案改成万言报告书。1934年任汉口《大申报》总编辑时，得知共产党人陈心泉、张执一被捕的情报后，全力营救，通过他的老同学、时任湖北省反省院院长黄玉实的关系，使一人获释。新中国成立后，张执一任中共统战部部长时，与万枚子有诗词唱和。

1936年元旦回北京，受聘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兼新闻科长。1937年接任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其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发表联合抗日宣言，可是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上，竟有人主张对日妥协，万枚子忍无可忍，大声疾呼：“现在敌我短兵相接！卢沟桥血肉相拼啦！二十九军死了多少兄弟？日本人来不是谈到，而是威胁。”使徘徊在和与战中间的宋哲元将军下了打的决定。为此他留下诗句：“七七卢沟响炮声，挥戈抗日鬼神惊。冲寇怒斥谈和议，血泪交流浸古城。”

1938年1月12日、13日，在汉口《大公报》连续发表《抗战到底三原则和三运动》一文。同年2月，任湖南省第八区专署秘书，后又代行专员。10月任湖南省民众抗战统委员会主任秘书，12月任湖南省桂阳县县长，他在县府内写了一副对联：“假我两年，将八千里幅员生色；藐躬一宰，为三十万民众折腰。”在任期间，突然接到省政府注有“县长亲译”的加急电报：“奉蒋委员长密电，将该县共产党李典午、李醒园、李亚明秘密处死。”他知道此三人中，第一人是共产党员，后两人是国民党员。不能容忍别人借自己之手杀害无辜，他立即采取措施，让秘书设法通知李典午出走。而他急赴耒阳（湖南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面见省政府秘书长，陈述自己的观点：“现在国共二次合作，不能有此举动。况且三李中后二位是国民党员。”面对秘书长的指责，他义正词严地质问：“这还叫国共合作？”问得秘书长哑口无言，虽然当时未以“政令不通”或“倾共之嫌”来追究责任，但后来被借故与该县食盐运输公司舞弊案有关而罢官。

1943年春，张治中为鼓舞士气，扫荡敌寇重建《扫荡报》，将万枚子从重庆《时事新报》主编的位置调往《扫荡报》任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后由张治中提议，将各地的《扫荡报》更名为《和平日报》。南京《和平日报》于1945年11月12日创刊，由万枚子代理社长，1946年1月1日上海《和平日报》出版，又由万枚子任社长兼总主笔。在元旦发刊词上吹起了和平之风，由有关知名人士撰写《和平礼赞》《和平是人类的永久契约》等文章，赢得了读者的好评。可是好景不长，《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密颁“剿匪手本”，向八路军、新四军大举进攻，《和平日报》又要恢复《扫荡报》旧貌。万枚子一气之下，辞卸了两社社长之职，并纪以《哀和平》一绝：“才除扫荡起和平，盛会典终宇内惊。忍看和平重扫荡，拨开浓雾觅光明。”

1947年，万枚子回祖籍潜江登记，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竞选。他目睹基层社会流血打斗、强兵镇压、选票制假等糟糕事，进一步认识国民党的腐败已病入膏肓，同年12月25日在上海《大公报》刊登启事，退出国民党。此后，他作为无党派人士，与开明人士合作，在上海《大公报》连续发表《对当前局势的主张》《我们对反扶日运动的基本认识》《对时局的意见》等文章，从而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并同情被捕的进步青年和学生，被誉为上海著名的“新六君子”之一，由此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遭特务窥伺，只好化名逃往香港避难。

1949年4月12日，经中共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夏衍致电中共中央统战部，说明万枚子加入革命战线的意愿。同年6月他携家眷返沪，将女儿万家堃、万家仁、曾祥芮等3人同时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8月，万枚子持夏衍的介绍信，携妻北上，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10月1日，万枚子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