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华容道与关羽屯兵遗址
华容道，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名之一，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中曹军逃往南郡的重要路线。而这条华容道正经过今天潜江辖区，并因汉代所设华容县而得名。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赤壁战败，“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27]就是说，曹操率领残兵败将从华容道返回南郡。道路十分泥泞难行，又刮着大风，曹军简直寸步难行。心狠手辣的曹操于是命令那些体弱的士兵背负杂草填坑，骑兵才得以通过。铺路的士兵们却被慌不择路，一心逃跑的大队人马无情踩踏，纷纷陷入淤泥中，死者无数。
《三国演义》对此事铺陈夸张，与正史的说法大相径庭。小说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写道，赤壁战前，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走华容，且夜观天象，曹操不当身亡，考虑到曹操与关羽有恩，于是派关云长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与关羽做。小说又写曹操果然由乌林向华容道败退，并在途中三次大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没有在险要处暗设伏兵。然而，一笑笑出大将赵云，多亏徐晃、张郃二人舍命力战赵云，才使曹操得以逃脱；二笑笑出张飞，又是张辽、徐晃二将抵挡张飞，使曹操再次脱险；三笑笑出了关羽，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华容道上，曹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战。关羽却念旧情，最终放走了曹操。刘备知晓后，也无可奈何。《三国演义》还评论说：“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28]
其实，《三国演义》中的这段故事完全是虚构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关羽的忠义性格。当时曹操虽然战败，但面临的形势并不十分严峻。因为在赤壁交锋之前，是曹操强大，孙刘联盟弱小。孙权和刘备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挡曹军攻势，使曹操不得渡过长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不被曹操吞并掉。在大敌当前、胜负难料的情况下，孙刘阵营无力也的确没有抽出宝贵的兵力预先埋伏在曹操可能败退的路线上。因此，曹操在败退路上，虽后有追兵，但前无伏兵。曹军最大的敌人就是华容道恶劣的地理条件。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曾经坐船经过这一带。他在《入蜀记》中这样写道：“自是遂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又无挽船，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才行四五十里，泊丛苇中。平时行舟，多于此遇盗，通济巡检持兵来警逻，不寐达旦……舟人云：‘自此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29]这时距曹操兵败已经962年了，华容道一带仍然是“葭苇弥望”“陂泽深阻，虎狼出没”，当年曹操行军的艰辛和狼狈，就可想而知了。
华容道在哪里？这是历史地理专家、学者们长期探讨的问题。1949年以后，随着人们对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与分析，结合考古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目前除少数学者还主张“华容道就在华容县”，主流观点认为，华容道因汉代所设华容县而得名，其最核心的路段就在今天潜江辖区内。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中《赤壁之战》地图将曹操水军进军和退军路线，以及孙刘联军的水军进军路线，皆标识在自赤壁至江陵的荆江段，将曹军步骑的进军和退军路线，以及孙刘联军的追击进军路线标在从乌林横贯云梦泽，经古华容县治（图上县治位于今潜江城区南偏东）至江陵之间。水军与陆军的行军路线相距百里，且步骑要穿越近200里的沼泽地，往北绕道较多。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教授在《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中指出，两汉三国时期，云梦泽在华容道中，而“华容故城在今潜江县西南，正好在江陵之东，大江、汉水之间”。[30]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赤壁战败后，就是从这里艰难行军回到南郡的。
张修桂教授《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一文则认为，赤壁战役有三个阶段，即赤壁遭遇战、乌林追逐战和华容道逃窜。这是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战场纵深三百余里。“华容道上的华容县，是西汉时期以楚灵王七年（前533年）所筑的章华台为中心而设置的一个县，经历了东汉、三国至南朝宋、齐，梁代始废。《括地志·荆州安兴县》明确指出：‘章华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唐安兴县在今江陵东三十里。即华容县及其城中的章华台，当在今江陵以东百里附近，其地今为潜江县西南境。前些年，潜江县博物馆在全县进行文物普查，于县城西南的龙湾区马场湖村，发现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遗址，出土器物经鉴定，确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遗物。因此，可以肯定潜江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及华容县的故址。确定了华容县故址，‘华容道’横贯于今江汉平原中部的具体走向就清晰可辨。其东南端起自今洪湖市乌林，中经今潜江县龙湾华容县故城，西北直抵南郡治所江陵县，全长约150公里。”[31]图9是张修桂教授绘制的赤壁战场与华容道示意图。
图9 赤壁战场与华容道示意图
据清代《潜江县志》记载，潜江到清朝的时候还保存有三国关羽屯兵遗址，不少文人曾到此处凭吊古人，吟咏历史，抒发感慨。因此，关羽屯兵遗址不仅是三国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潜江历史文化的见证者。
据清代《潜江县志》记载，关羽屯兵遗址故迹有两处：一处在侴潭城，在县西南八十里棠林岗潭铺；另一处在四营台，在县西南三十里，清朝光绪时期遗址犹存。
潜江故地隶属荆州，侴潭城又是通往荆州的大道，关羽当年镇荆州，屯兵于此，这是比较可信的。在今浩口镇田湖村还流传着关羽筑城的传说。
根据方志的记载，明清时期，潜江有三座关帝庙。潜江城十字街的关帝庙，正统三年（1438年）知县陈敏政始建，由于火灾，反反复复修复和重建十次。崇祯十年（1637年），邑人郭志最后一次重修，清代时废弃。考其庙址，当在今潜江市公安局一带。
城郊陶朱铺关庙，一名忠义祠，万历二十七年（1297年），知县潘之祥修建。潘之祥上任伊始，就在官舍陶朱铺旁修建了此祠，亲笔题额曰“忠义祠”。忠义祠建成后，他还从大佛寺挑选了四名僧人到忠义祠奉事，并亲自撰写《汉关夫子祠记》，说明建祠的目的是“欲假神之灵以福我潜，使鱼鳖之场皆禾稼之地”。即希望借助关羽神灵的保佑，以达防洪抗洪的目的。虽然在今人看来这是封建迷信，但也说明潘之祥心系潜江百姓，其心甚诚。
位于城南的关庙，与陶朱铺的关庙建于同一年代。该祠为本邑明朝嘉靖年间举人、监察御史刘寅创建。隆庆年间进士、给事中欧阳柏还为之作记。刘寅修建该祠的目的是为了“以仁义风起后人”，与潘之祥建忠义祠的目的不同，但都有可取之处。现祠已无迹可考。
潜江与关羽有关的还包括潜江关氏一姓。这一氏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在今竹根滩左桥四周的一些村庄。他们自称是关公的后裔，人数有几千人。
【注释】
[1]关于华容，另有湖北监利、湖南华容等说，此处据《中国历史大辞典》。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4《胡广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05页。
[3]（唐）房玄龄：《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05页。
[4]（唐）姚思廉：《陈书》卷26《徐陵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31页。
[5]肖航：《“天下中庸有胡公”考辨》，《北方论丛》2012年第3期。
[6]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铭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2《文苑·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9页。
[9]肖航：《“天下中庸有胡公”考辨》，《北方论丛》2012年第3期。
[10]关于竟陵，另有湖北天门说，此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
[11]（西晋）陈寿：《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65页。
[12]（西晋）陈寿：《三国志》卷38《蜀书·许靖传》，裴松之注引《益州耆旧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67页。
[1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753页。
[14]（唐）姚思廉：《梁书》卷11《庾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08页。
[15]（唐）李延寿：《南史》卷56《庾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0页。
[16]（清）黄小坪：《百孝图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229页。
[17]（汉）刘向著，王锳、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卷9《正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1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0下《文苑传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0～2645页。
[1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0下《文苑传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6页。
[20]（晋）陆机：《陆士衡集》卷4《羽扇赋》，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8页。
[2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37页。
[2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39页。
[23]（唐）余知古原著，袁华忠校注：《渚宫旧事译注》卷2《周代中》，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2、63页。
[24]（清）刘焕原修，史致谟续纂：《潜江县志》卷6《飨祀志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93页。
[2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7页。
[2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9页。
[27]（西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1页。
[28]（元）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5页。
[29]（宋）陆游撰，黄立新、刘蕴之编注：《〈入蜀记〉约注》卷5，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4页。
[30]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S1期。
[31]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