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刘璋父子与益州儒学
刘焉（128—194），东汉宗室，为汉景帝之子恭王刘馀之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人[10]。
自景帝三年（前154年）刘馀封恭王，至后汉末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刘焉疽卒，恭王脉系已历348年之久。中国古代宗法嫡长子继爵（无嫡立庶长），刘焉“支庶家焉”[11]，为小宗，虽为宗室，已远祖祢，故无爵可袭。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十一月，尚书令左雄疏“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帝诏“郡国举孝廉限四十以上”；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五月，诏举贤良方正。是年刘焉年满四十举贤良方正，逆推四十年，刘焉生于顺帝永建三年（128年），卒于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历顺、冲、质、桓、灵、少、献七帝。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刘焉年二十，以宗室拜郎中，奉司隶校尉祝恬为师。后祝恬举刘焉晋中郎，居京师。延熹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刘焉见宦官专权、党锢初起，遂执中庸狷行，洁身自保，辞官避祸，小隐阳城七年，以教授儒经家法为业，这为其后举贤良方正、获清名奠基。
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刘焉年满四十，以德行察举贤良方正，当时胡广为司徒，辟焉司徒府掾为文吏。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刘焉补洛阳令缺，掌治民、劝善惩奸、理讼、农时、集课税。熹平四年（175年）三月，刘焉迁冀州刺史。光和元年（178年）十月，冀州刺史刘焉业满三年，迁南阳太守；刘焉治南阳宽民，其后袁术乱南阳，百姓多西投刘焉。
光和三年（180年）四月，江夏蛮反，乱平后刘焉迁九卿宗正。光和五年（182年）十月，太常杨赐晋太尉，刘焉迁太常。中平五年（188年）三月，刘焉见灵帝政衰，王室多故，四方兵寇，刺史威轻，用非其人，以致吏民怨叛，遂建言“刺史改牧，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当时交州牧缺，刘焉于是内求交州牧以避世难。交州远离京师，民风纯顺，土多珍货，为避难之所；当时侍中广汉董扶是术士，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下气”，刘焉于是更求益州。朝廷听从刘焉之议，用刘焉为益州牧。
中平五年（188年）五月，益州马相、赵祗自号黄巾，起兵绵竹，杀绵竹令李升、益州刺史郗俭。朝廷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九月初，刘焉入蜀居绵竹；随即收摄行法颁令百姓、抚纳离叛、务行宽惠以稳局面。后刘焉收南阳、三辅入蜀流民数万家为“东州兵”。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刘焉在朝中的长子、左中郎将刘范，次子、治书侍御史刘诞联合征西将军马腾策划进攻长安，但密谋败露，刘范和刘诞被杀。不久，绵竹发生大火，刘焉所造的乘舆车具被焚毁，府邸也荡然无存。刘焉被迫迁州治到成都。由于丧子之痛，又担忧灾祸，不久刘焉便发背疮而死。
刘焉出身宗室，自幼受教儒学，以仕进为途，接受儒家思想是其必然。儒家将士人分四类：志士仁人从权以义；狷者明哲洁身自保；狂者不羁不失进取；乡愿媚世贼道乱德。刘焉在求为益州牧之前，其立身行事，为狷者。
自桓帝永康元年（167年）至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三月建言“刺史改牧”，二十二年间刘焉历官六职，其间宦官专权，又发生党锢之祸。刘焉既不附宦奸又不讦朝政，洁身自好，有所不为，清行言逊，乃获清名于世。
刘璋（？—219），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人。刘璋能据益州二十年不倒，与其父刘焉拓霸之功分不开。刘焉在益州割据一方，“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朝廷方面于是派他的儿子刘璋到益州劝说刘焉，刘焉也就把刘璋留在了身边。刘焉卒后，益州大吏赵题等人认为刘璋温仁，便于控制，就上书朝廷表璋为益州牧。由此，刘璋遂割据益州二十年之久。
刘璋作为一文士，继益州牧后，是比较重视德治的，比较重视用人和纳贤。《三国志》卷38注引《益州耆旧传》：“商字文表，广汉人，以才学称，声闻著于州里。刘璋时辟为治中从事。”[12]商即王商，《华阳国志》又载：“商劝璋揽奇拔隽，甚善匡救。荐致名士安汉赵韪及陈实盛先，垫江龚扬、赵敏、黎景，阆中王澹、江州孟彪，皆至州右职、郡守。”[13]而龚扬、赵敏“以令德为巴郡太守”。在刘璋治下，当时益州是“土美民丰，宝物所出”，“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
文化上，当时蜀中鸿儒秦宓，多为人称道，刘璋多次派人征招。而另一学者任安，刘焉曾向朝廷表荐过。任安的两个弟子杜琼和何彦英都被刘璋招为官。张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郤正少时“安贫好学，博览坟籍”，谯周少时“耽古笃学”，曾多次问学于秦宓，侧面反映了刘璋治下，在益州的人多崇学问。当时“益部多贵今文经而不崇章句”，今文经在益州占主流，但也有学者远游至荆州学古文经。而刘璋的两位宾客来敏和孟光时常辩论，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话，好是正文字”，孟光则“博物识古，无书不揽，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呵左氏”，两人在学术上的辩论反映出刘璋治下文化氛围较为浓厚，也体现了当时益州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刘璋据蜀二十余载，作为一个弱势集团的领导人，又是在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环境下，和其他割据集团相比，其境内政治较清明稳定，社会经济、文化有不少发展，可见他也是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