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东凤重建东林书院
书院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源于唐，兴于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学脉延续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最初的功能是藏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同时，许多书院还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和有影响的印刷出版机构。书院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有老师授业、学生自学、师生质疑问难、学友相互切磋、讲会等。在教学方面，书院一般实行开放办学的办法，教学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允许不同书院，不同学派的师生相互讲学，互相听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在学习方面，则以个人钻研为主。书院强调学生读书自学，重视对学生自修的指导。古代书院中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中国教育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中尤为突出。总之，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东林书院，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它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老城区东门内，坐北朝南。其初建与宋代杨时有关。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系今福建将乐人。历官浏阳、余杭、萧山知县，荆州教授、工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专事著述讲学。杨时学成南归后，大部分时间主要在东南地区游历讲学，“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之久。另据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宋荦《重修东林书院碑记》记载：“宋杨龟山先生当政和以后，为寓公于毗陵十八年，数往来梁溪，故毗陵梁溪皆有先生书院。在毗陵者日：‘道南’，在梁溪者日‘东林’。道南废已久，东林则废而屡兴。”从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因杨时与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及曾任过北宋宰相的无锡李纲非常友善，于是在两地讲学达18年之久，其间他在无锡创设了东林书院，成为讲学传道的重要场所。
至于书院的名字来源也与杨时有关。据清代钱肃润《东林书院前记》中说：“东林书院者，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讲道地也。地以“东林”名者何？先生素爱庐山之胜，尝于（庐山）东林（寺）道上感而有赋，诗曰：‘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白唱酬。’斯言也，有道存矣。及归而讲道锡邑，其地即以‘东林’名。”
南宋时期，杨时归老福建将乐故里后，东林书院暂时失去了讲学功能。元朝时，书院一度沦为僧区。明朝成化年间，无锡人邵宝“图修复之，不果”。邵宝修复杨时的东林书院虽未成功，却另处别创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毂首先作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成化间邵宝欲兴复杨时书院未果，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建一东林书院。而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万历年间顾宪成等在此旧址上兴复东林书院后，城南东林书院逐渐荒废，无人知晓。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顾宪成，因议论“三王并封”及会推阁员，与内阁大僚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其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仰慕顾、高等人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听他们讲学，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讲习学问。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兴复杨时书院，他经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辈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凭吊杨时书院旧址，慨然说：“其在斯乎！”高攀龙曾指着杨时书院旧址对顾允成说：“叔时（顾宪成字叔时）常欲购一读书处，偕同志友切磨其中，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时也。”[19]
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重建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得到常州府、无锡县当局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以后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由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的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之后声誉日隆：“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20]
讲习之际，间或议及朝政，裁量人物。他们倡“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注重学问气节，东林讲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起到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引起朝野士大夫及远近缙绅学者的一致推崇仰慕。当时朝野之士钦慕其风，多遥相应和，全国各地学者，有的跋涉千里，争相前至东林参加会讲。因此，东林名声大著，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一大区会和全国学人探讨理学的重要舆论活动中心。
图11 无锡东林书院
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把持朝柄，弄权乱政，将朝野与东林讲学者有联系的一大批正直官员统统称为“东林党”人，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东林书院也被强令拆毁。其社会影响面广，波及范围大，株连甚众，而且由此引发国内多起重大民变。这就是震动明末中国史坛的迫害东林党人的重大事件。
明崇祯帝即位后，立即惩处阉党，为东林蒙冤诸人平反昭雪。崇祯二年（1629年），无锡吴桂森应旨修复丽泽堂，建来复斋，居中主持讲学。这样，使一度中断的东林讲学诸事又得以恢复。[21]
潜江籍的士人欧阳东凤在重修东林书院一事扮演了重要角色。欧阳东凤，字千仞，《明史》有传，附在《顾宪成传》之后，对其事迹叙述较详。其文曰：“欧阳东凤，字千仞，潜江人。年十四丧父，哀毁骨立。母病呕血，跪而食之。举于乡，县令悯其贫，遗以田二百亩，谢不受。万历十七年成进士，除兴化知县。大水坏堤，请振于上官不应，遂自疏于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请。屡迁南京刑部郎中，擢平乐知府。抚谕生瑶，皆相亲如子弟。因白督学监司，择其俊秀者入学，瑶渐知礼让。税使横行，东凤力抗之。以才调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剧盗且尽。宪成辈讲学，为建东林书院。居四年，谢事归。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并辞不就。卒于家。”[22]
欧阳东凤的祖父欧阳纶，号浃源。欧阳纶有六子，欧阳栋、欧阳柏、欧阳析、欧阳渠、欧阳檄、欧阳相，五子欧阳檄即欧阳东凤父亲。欧阳东凤的伯父欧阳柏在明隆庆二年（1568年）就高中进士，曾任浙江义乌知县、云南副使；其堂兄欧阳东白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举人，曾任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知县、广东德庆知府；堂兄欧阳东升，举人，曾任四川合州通判；侄子辈的欧阳错，乡试举人第一，曾任乾州知州、廉州知府、兵备副使；侄子欧阳爌，简州同知，欧阳燧，盱眙知县；孙子辈出了通判欧阳壡，训导欧阳坪、欧阳墀；曾孙欧阳瑊，成县知县。十号湖村（永兴铺）明清时期欧阳家族在《潜江县志》中有功名记载的二十多人。
万历十七年（1589年），欧阳东凤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兴化知县。他到兴化不久，就遭遇到了特大水灾。欧阳东凤到处勘察灾情，慰问灾民，回到衙署立即向知府和巡抚呈报，请求拨粮赈灾和减免税赋，可州、省府长官却以“江北（今扬州、泰州一带）州邑被水淹者众”“或谓蠲停过多，恐他邑援例以请”而拒绝了欧阳东凤的请求。万般无奈之下，他奋笔疾书越级上书，请求拯救灾民，减免粮赋。最终，欧阳东凤虽因越级上奏获罪而被停发俸禄，但朝廷还是颁布了赈恤的措施，兴化百姓得以平安度过灾年。同时，他在兴化还修了永兴仓，其《重修永兴仓记》一文收录在《湖北文徵》中。
欧阳东凤因在兴化知县任上政绩突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被调入京城刑部任职，后擢升刑部郎中（正五品）。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欧阳东凤由京官调任广西平乐知府。官职也从正五品升到从四品。平乐是一个以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山而贫困，且教育落后，民风彪悍。他主政平乐后，到处走访，了解民情。每到一地，他对少数民族“皆相亲如子弟”，劝他们识字读书，学习儒家伦理，并亲自挑选一批俊秀者入官学学习。欧阳东凤还革除地方积弊，取消一些苛捐杂税，禁止胥吏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他还筹集资金，增高府城的城垛，开马道，重建三门城楼。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欧阳东凤调到常州担任知府。常州是明代江南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欧阳东凤廉洁自律，不遵以前的陋俗，还“自制布帷瓦器，日费钱不满百文”。[23]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曾经禁毁天下书院，不允许士人议论国是。欧阳东凤却认为书院是教书育人、士子议政、课徒讲学所必不可少的场所，岂能以一人好恶而兴废，于是极力复建了常州的龙城书院和东林书院，并使之成为常州乃至江南士人讲学、议政的中心，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党”的重要阵地。欧阳东凤也时常应邀去书院讲学。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职期间，不仅兴建书院，振兴学术，还兴修水利，造福黎民。常州东郊芙蓉圩原是湖泊筑堰而成，本来容易遭受水患，所以多是贫民在此耕作。后来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作和修筑堤坝，成了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这时，一些官员和豪强相互勾结，企图抢占圩中高地，兼并民田。百姓为此讼于州府多年，而前任都畏惧地方势力，不敢受理。欧阳东凤“激浊扬清，抑强扶弱”，判定豪强拆除内坝，并组织民众疏通低处渠道，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职4年，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离任，可谓造福一方。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改任颍州兵备副使。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因病辞官，返回潜江故里。
欧阳东凤致仕后，并没有避世隐居，而是笔耕不辍。据《湖北文徵》记载，他在黄汉垸其三层楼阁的“一枝斋”别墅里，写出了《我乾篇》《说易》《素风居士集》《自在居偶笔》《一枝斋腐谈》《闲中漫钞》《蝶轩漫书》《毗陵闲话》《昭州暇笔》等9部著作。清末民初甘鹏云晚年专门从事搜集整理明清乡贤著述，尤对欧阳东凤推崇备至，毕其一生寻访，辑得其遗文17篇，以《素风居士集捃遗》集名，刊刻行世。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尚存明刻本欧阳东凤《闲中漫钞》一卷、《飞霞阁社草》一卷、《中都阐律》一卷、《遗草》一卷。
关于欧阳东凤在重建东林书院中的具体贡献，《东林书院志》卷一称：“祠与书院并建于万历甲辰，先是嘉靖中邑侯郑公普即东林遗址为堂祀先生，而以喻、龙、李、蒋四先生配，不久即废，至是落成。”《明史》卷231《顾宪成传》称：“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其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亦云：“甲辰，东林书院成，大会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规》。”[24]
可见，东林书院由顾宪成与顾允成倡议重修，欧阳东凤等具体负责营构，东林书院重修告成后，欧阳东凤撰写了一篇《重修东林书院记》，详述其重修始末：
杨龟山先生载道而南，与晋陵邹道乡诸先生讲学东林之上，此东林书院所由创也。而地以人重，至今岿然。龟山非晋陵产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讲学处存之至今，岂苏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有者，而独私以为宠，其尊德乐道，有异他邦”也欤。而龟山者，宋儒也，余不佞，鲜所窥测，亦不愿巢袭说铃，高谈象罔，以逃之乎窾綮之外。
窃谓修道之教，无非所以纲维世道，而共载于生生，故学士大夫以道鸣者，即其平居议论之间，而端绪之引，陧防之植，入主于人心，而酿为世道治乱否泰，恒必由之。盖春秋之乱，几无世矣。吾夫子晓长夜而日中之，而后天有维也，地有纪也，故曰圣人有功于天下万世。然而自夫子没，一传而得曾子，再传而得子思，三传而得孟子，遂寂寂无嗣者。历秦而汉，而晋，以及于唐，一丝之脉，若存若亡；盖至有宋，周程诸大儒出，而后复一光也。非独大经大法，章明较著，即几微纤悉，亦一切禀于绳尺，凛乎莫或假借焉。于是礼义廉耻之闲，因以斩然于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顾其时又莫之能用。
越我太祖高皇帝，实始表彰，朝廷里巷，典则具备。上以此教，下以此学，贤智者因而冥契于神明，愚不肖者亦赖以有所持，循而不至于荡馀。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诐淫邪遁奸于其间，无亦斩然以开先者，端绪确而堤防固也，然则宋儒于当代，称功臣矣。彼其言曰：“道苟可行，何须在我。以俟百世，何惑哉！”乃迩年以来，率好为“忘筌蹄”“无辙迹”之谈，而托其身于不儒不衲、不方不圆之地，语及主敬穷理等说，辄哑然笑之。至显征于国，是民生远不逮向时。长此以往，其端益引，而其防浸溃。世道之忧，宁无脉脉？愧予气力微簿，不能有所转动，而东林书院亦日就于圮，其逢适使然。惟是晋陵尊德乐道，有异他邦，三二缙绅先生共起而修复之，工既成，属记于予。
予惟龟山者，固程夫子所目为道南者也。晋陵之有宋儒学也，自龟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会之自然，姚江之良知为第一义，而究其所以，实非于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穷理穷此，亦非于率性外另为一事也，何必日主敬主此，穷理穷此，亦非于率性外另为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泄机，欲闰宋儒之统哉！余为此惧，私心时时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与联集同好，恢宏遣绪，此其尊德乐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学，因是以张于晋陵，而大明于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纲维，而不至如余前所脉脉者，其所补宁小小也？故特著其说以俟。
书院经始于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费一千二百缗有奇，皆诸缙绅之所捐赀。诸台使监司暨郡邑在列者，各分俸钱及赎锾佐之。荐绅倡始者谁？顾文选宪成，礼部允成，高行人攀龙，安封部希范，刘职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陈湖州幼学，叶尚宝茂才，张孝廉大受，同郡钱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图，并有助焉。经理其事者，则泾阳仲兄，光渌自成也。
万历甲辰孟冬，郢中欧阳东凤撰。[25]
欧阳东凤回顾了书院的渊源，缕述儒学之传承，并说明了书院重修之时间、所用经费、经费来源、重修参与者等等。可以说，东林书院之重修，正藉欧阳东凤之主持。及书院告成，欧阳东凤谢事告归，高攀龙听说此事，致书以记文为请，中有：“上念前贤之微绪，寄遗迹而如存；下念末学之向方，待鼓舞而始奋。慨赐雄文，以贲兹土。譬如雷震而百蛰具兴，钟发而群梦皆醒，所以提撕斯人之徒者，岂渺小哉。”对欧阳东凤评价颇高。后东林书院建有三公祠，祠前尊太守欧阳东凤、曾樱及前令林宰于其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