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珩与《守官箴》

曹珩，字佩廷，明石阡（今贵州石阡县）人，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举人身份任潜江知县。康熙《潜江县志》有其简要传记：“曹珩，字佩廷，石阡人，举人。万历十八年除（潜江知县），赋役有法，听断精敏，士民信而安之。作《守官箴》，勒石于迎宾馆之广益堂，真可为作吏之范焉。”^[73]

旧时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上都悬挂有“正大光明”“公正廉明”之类的匾额，这是官箴的一种表现形式。官箴是封建帝制对官员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所做的规诫，有朝廷统一颁布的《颁令箴》，如宋朝各衙门统一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官箴。到了明代，随着官僚队伍的日益壮大，官箴文化也更加丰富。明代官箴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日渐细化，几乎达到了每一官皆有箴的地步。明宣宗朱瞻基颁布了《御制官箴》，一共35篇，十分凝练地指出各部门的职责所在，告诫各部官吏要恪尽职守。其中关于各县官员的内容是：“人君代天，子养兆民，任牧民者，邑令尤亲。丞簿佐令，幕有赞画，民之休戚，咸其所职。保民之方，心诚求之，如父与母，字厥孩提。察其冻馁，俾衣俾食，恤其疾痛，俾康俾适。既厚其生，必道其行，有礼有仪，善俗用兴。致恭神祀，致励学校，毋肆侵渔，毋纵苛暴。尔端尔心，务恪与诚，政用有成，民用底宁。”不过在实际工作中，朝廷对各衙门没有统一的官箴要求，各地官员会自立一些官箴诫勉自己，激励下属。^[74]

在潜江有史可考的只有两位县官立过官箴戒石铭，第一位是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潜江达鲁花赤（元代特有职官名，意为盖印官、总辖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明安达尔所立，官箴内容是上述宋朝的《颁令箴》中的四句话，此戒石立在县衙正堂南甬道上。洪武年间，第一任明代潜江知县史纯一重修了此戒石亭，内容没变。

第二位立官箴自励的就是240年后的曹珩，其内容如下：“循朝廷之公法，不循左右之私情；畏君子之清议，不畏小人之横谤；恤良善之监察，不惧刁嚣之诬玷；求百姓之利益，不求一己之便安；积无穷之阴德，不积有限之凡财；论人品之高下，不论官职之崇卑；为上古之循良，不为今世之俗吏。”^[75]此官箴戒石立在县衙仪门外东南迎宾馆的“广益堂”内。

曹珩是一位务实重践的官员，其所立官箴完全是针对当时官场的一些陋习，诸如徇私枉法、攻讦诋毁、欺凌百姓、贪污受贿等世人痛恨之事提出来的，是自己和属下都应遵循、必须做到的事。

古时潜江县城三面临水，尤其是城北排沙河环城如带，汉水从芦洑河（今竹根滩镇杨林洲村一带）直泄入排沙河，时常波涛汹涌冲击着城墙墙基，有的知县采取抛石固基加固城墙；有的在城墙北边修筑水府庙、楠栂庙一方面加固了城墙，另一方面借助“神力”保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曹珩更进一步，“于北关水府庙石矶上流，增筑石矶”，以固县治，保民平安。《湖广通志·城池》记载：潜江旧为土城，万历五年（1577年），知县朱熙洽建砖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知县曹珩又增修堡舍旗台。。

旧时潜江县境内的汉江北面有一条经天门、过应城、沿汉川入长江的泄洪河道，名叫泗港河，从嘉靖年间后期开始，天门的豪强劣绅为保自身免受水患，贿赂在钟祥为嘉靖帝之父守陵的太监，假借保皇陵安全名，时常堵塞泗港河道，使分流汉江洪水的自然河流不畅，致潜江人民遭受更频繁的水患，潜江民众和官员为疏通此河道不断上书朝廷和州府，多数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曹珩不惧权威，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与宦官和临县豪强据理力争获胜。之后，他亲率民众浚修泗港河，这才大大减轻了汉江洪水对潜江的威胁。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汉江车垴垸决堤，水退之后的冬季，曹珩组织劳力堵决口加固堤防，工程竣工时，江堤加“高十丈（约33米），广倍之，九百余丈（近3000米）”，并将车垴垸更名为“长垴垸”。次年八月，汉江又发洪水，“河水震荡，池井俱溢”，但所筑江堤安然无恙。

旧时，有的人穷得死无葬身之地；有的人流落异乡乞讨而亡成为无名尸。明清两朝号召人们置义冢葬埋死者。曹珩捐出自己的俸禄在城北东岳庙后买地四十亩，置义冢一处，兑现了自己“积无穷之阴德，不积有限之凡财”的官箴。《潜江县志》载：曹珩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对县城内西北面的城隍庙进行了重修；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重建了县城外北面的东岳庙；对县城北面十五里处策口的万寿寺进行了重修。

曹珩在潜知政8年，为政公正廉洁，“载赋役有法，听断精敏，士民信而安之”。《贵州通志·乡贤》记载：曹珩“致仕归，事亲交友，咸尽其道”，被祀乡贤。由此看来，曹珩作为吏之典范正是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