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塾与义学

随着我国封建时代科举取士的兴起，潜江亦不例外，民间私塾教育之风盛行，到明清蔚成大观。本县内较大村庄或者是富足家庭多办有私塾，有的一家一塾，有的一村一塾或几塾，也有的几村一塾。富足家族、家庭自办塾馆，由本家出钱聘师，只教本家子弟，称家塾；数家合资聘师的称朋塾；落第秀才以自家房舍为馆，收一定学费，教附近乡邻子弟，称蒙馆；开明绅士出资建塾请师，或士绅本人任教师，收本村贫苦子弟入塾，称义塾，俗称义学。清代对童子的启蒙教育，家户殷实的聘请家庭教师来教授子弟，公共的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是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一般教师是聘请的秀才或者老童生，如清潜江籍进士万际轩的父亲万芾在没能乡试夺魁的遗憾之下，成为终身没有入仕的“候选训导”，一生设馆授徒，成为闻名于世的私塾先生。

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不加限制，从五六岁至二十岁的都有，大部分的学生年龄集中在十二三岁，私塾招收学生的人数也不等，少则两三人，多者可达三四十人。私塾里讲授的主要内容为《百家姓》《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也会对四书、五经有选讲。年幼的儿童先将字书写在一寸多的方纸上教其识别，认识到千字左右再教他们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基本上是先教他们学会背诵，然后再由教师进行逐句讲解，除了读书背诵，还有习字课进行描红临帖，学童理解字义之后先生再教他们作对作诗，并慢慢学习作文。由于当时科举取士之风盛行，私塾之中也十分重视对八股文的练习，为以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

私塾与当地的官学相辅相成，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做出贡献。至今在潜江刘静庵故里还保留着百年以上老私塾多家，成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如刘静庵故里梅嘴在清时期私塾教育远近闻名，梅嘴地处潜江市区西郊，滨东荆河东岸、西荆河源头，至今近二千年历史。刘静庵父刘麒，辛卯贡生，自其父一代承世代基业执掌刘家私塾，刘家子孙也秉承团结爱国、自强不息的家风，受到潜江人民的敬重。

除了私塾，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清代义学主要是进行免费启蒙教育的书院、义塾、乡塾等，一般是地方社会名士或者是义士集资创办，弥补教育之不足，大多数是招收家庭贫困或者是孤儿入学，聘请品行文采较为优秀者充当教师并支付薪水，义学里的学生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开办义学的目的也即——蒙童入塾得以读书识字，以消犷悍之气，最终使他们知书达理，成为国家法令的遵守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清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教，义学迅速发展起来。当地义学的设置主要是以官方为主导，民间力量的参与较为薄弱，并且自清一朝义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康雍乾时期是义学的草创时期。清朝建立不久，集中力量镇压各地的反清势力，这一时期统治基础薄弱，各级政府机构也根本无暇顾及教育，时潜江地处距京城偏远地区更是遭受战火的影响，基础教育设施遭受重大的破坏，根本无力建立义学，至雍正乾隆朝以后，潜江本辖区内的稳定为义学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特别是雍正帝特下旨各地改生祠、书院为义学，潜江地开始大兴义学建设，这也是中央政府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国家综合性人才的需要。嘉庆时期，鄂、陕、川三地动荡不安，白莲教大起义爆发，很快扩展到荆襄地区，清政府耗费大量人财力镇压起义，在战争的过程中，本地的义学遭受了严重破坏，发展较为滞缓。同治道光时期处于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湖北省一省超过一半的县都建立了义学，大部分是由官府主导兴建。

潜江地区义学的发展与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并且城乡发展也有明显的区别，由官方主导出资创建的地理位置多集中在城镇地区，由民间力量广泛参与创建的义学多集中在乡村地区，由于这一时期本地区屡遭战争的破坏，农民生活一再受牵连，由民间力量参与修建义学的程度自然比较低，还是以靠官方支持为主。尽管本地区义学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波动的局面，但是始终没有中断教育的进程，许多的贫寒子弟能够入义学机构学习，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学算、兼有伦理教化。总的来说，对潜江地区乃至整个湖北地区的发展，义学在地方社会秩序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普及，改善了民风，促使一些地区形成了尊师重教、注重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众多接受教育的人士成为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维护者，这一点在战乱之时体现表现得尤为明显，清代潜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义学在社会教化方面的功能，对于人才培养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