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家甘鹏云
近代潜江学术界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学者当属甘鹏云。他不仅是潜江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在经学、史学、文学、版本目录学、书法、方志学、乡邦文献收集与整理、藏书、古籍整理与出版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他在潜江的贡献是空前的，放眼全国也可以比肩于当时的大家。
甘鹏云（1862—1941），字翼父，号药樵或月樵，别号耐公、耐翁、晚年署息园居士、潜庐老人，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潜江。
甘鹏云是清末进士出身，一生致力于史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留下非常丰富的著述。甘鹏云6岁至46岁，大半生是在读书、教书中度过，他好学不倦，垂老弗辍。年47岁始从政，担任财政官前后达9年，任事耿介，长于理财，为官数载而官声清明。晚年定居北京，以著述、考证为务，潜心治学，编著甚丰。他深谙湖北地方史志，热心搜求书籍，藏书数十万卷。为纂修《湖北文徵》，呕心沥血，出力过半，其在史志学界与鄂东王葆心齐名。[1]
图21 甘鹏云
甘氏家族是从明代由江西迁入潜江，甘鹏云的先祖居住在江西吉安，明崇祯年间为避寇乱，迁到湖北潜江，从此一直居住在潜江北门通政里，世代以耕读为业，家道清贫。
据《潜江甘氏世谱》可知，甘氏祖上一直家规严格，教导有方，特别注重读书。甘鹏云的祖父甘兴堂，字召南，是一个治家有方的人，清道光年间赠中宪大夫、晋通议大夫。著有《家诰》一卷、《农家言》一卷。《潜江甘氏世谱》这样记载：“当是时，离乱之余，力田给食，不遑诗书之业……世业农，训子诗书。自召南公始，公治家，严而有法。男女各有常职无敢惰者，子弟有小失，辄遣词及之，曰：‘过岁微，不可长也有小善，则奖借不去口，曰善端宏大，不可量也。’家人无少长，莫不惮其严而服其仁。公以勤起家，而自奉极检。常曰：‘俭以养廉，勤则不匮，吾平生得力如此而已。’然人极丰，穷乏赖以生存者甚众，每严冬，辄命奚奴携钱米寒衣，走乡村给饥冻者，岁以为常；戚友假贷，或力不能偿，辄取券焚之。语家人曰：无不以钱贻子孙，祸也。”
甘鹏云的父亲甘树椿，字雨亭，号灵庵，晚号花隐老人，是当时潜江的一位贡生，曾师从樊樊山，擅于经通大义，治学“不域章句，要以致用为宿”；著有《家训》二卷、《灵庵集》二卷、《读史目论》三卷、《三余笔记》二卷；封中宪大夫，晋通议大夫。甘鹏云的母亲“王太君，以孝闻……忍饥教子，力振先绪，尤为人所难”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
甘鹏云的父亲甘树椿、伯父甘霖、甘城，皆勤奋好学。甘鹏云自6岁起便随其父在潜江史公书院识字读书，少年时跟从伯父甘霖、甘城读《周易》《春秋》《左传》《尚书》《礼记》；其父甘树椿授以《四子书》《毛诗》《周礼》，并在父亲《求阙斋日记》的影响下开始作日记。这种家学氛围的熏陶，对甘鹏云毕生从事于治学，起了奠基作用。甘鹏云喜读经史，不爱八股文，常自谓“稍识问学途辙”，颇得力于《困学纪闻》《日知录》及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诸书。关于甘鹏云苦读的故事很多，有一年他在武汉见到同乡长辈、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万际轩（号云逊，又作云荪，曹禺的叔伯曾祖）处有一本《国朝诗钞小传》，万氏即将启程赴京，甘鹏云遂以“今夕借书，明朝奉还”的保证借得，通宵达旦，抄写完四万七千余字的全书，次日拂晓还书。
1888年，甘鹏云离开生活了27年的故土，踏上“出门求师”的征途，他离开潜江，肄业于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从1888年4月到1898年4月，共经历了十一个春秋，这对于甘鹏云的学识，为“竖柱架梁”阶段。在甘鹏云的同学中，不乏经史厚学者，故在学术探讨方面，甘治经以顾亭林、陈东塾为法；治史以章实斋为法，又说：“治乙部书（史）原从刘西庄、钱竹汀、赵瓯北入手，后从谭复堂，事表微之学。”就治学所得，甘先后写成了《公羊学述》《西汉说易征存》《读说文札记》《纬书篇名解话》《仪礼凡例考》《毛郑异同考》。《菱湖日记》六卷，就是在“两湖”五年的读书札记。甘鹏云还撰有《史榷》一文，认为以往史、志，缺略不完，有待弥补者多，并指出了不同门类所缺的内容，文中不少论点颇有见地，在谈到应补《文学史》时说：“虽有文苑，艺术诸传，不过名位通显之数人耳，草毛微贱殊未之及。”
1898年至1908年，这是甘氏的又一个“十一年”。其间他大致经历了讲学授徒，中进士，入仕途，留学日本诸阶段。足迹所至，北上幽燕，西抵三峡，东渡日本，名山大川，国都朝政，异国风俗，其所见所闻，远非一省都会可比。这一时期不但是甘氏人生道路的转折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其学识起了“登高放眼”的作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甘鹏云考中进士，初入京师，在水部“观政”。因满人主政，甘鹏云根本没有实习和锻炼机会，便跑到万际轩处发牢骚。而万际轩历任工部主事、农工商部员外郎，皆属“冷曹”，平时乐得闭户读书、写诗。他从读书的角度认为这是有利条件，开导甘鹏云正好多利用空闲读书，获益良多，也算好事，不必自己过不去。甘鹏云后来治学有成、著作等身，回忆说：“（我）京师二十余年不改秀才风味，则先生之教也。”
1909年，甘鹏云赴齐齐哈尔担任财政监理官，开始了宦途生涯，历任杀虎关税务官监督、吉林国税厅厅长、财政部佥事、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1917年，因国际国内局势纷乱，且对当时政局颇感失望，甘鹏云辞去公职，结束宦途，开始潜心研究学问。1941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甘鹏云一生于学问、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且在纷乱的仕宦途中能一直治学不辍，留下大量著作，堪为后人表率。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编撰《湖北文徵》。
1932年4月，甘鹏云被聘为湖北省通志馆筹备处副主任。1934年10月，湖北通志馆正式成立，甘鹏云指导修志工作。1938年，他将先后所写的《湖北通志义例商榷》《复李甥晓圆书》《修志答问》《河北通志凡例》等有关地方志的论述汇集成书，命名为《方志商》刊行。《方志商》篇幅不大，但从理论到方法，从立旨到谋篇，都有涉及，其中一些论点和主张，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如认为“国家绝续之交，革故鼎新，月异而岁不同”，修志工作不但不是“非当务之急”，而是“莫兹时为急”。不然，旷日持久，文散人亡，“后来何所征考”？又说，“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强”，民事中特备侧重经济。主张“纂修省志，须以县志为基础”，因而“督修县志，为省志之预备”。首次提出在修省志的同时，“附编《湖北文徵》与《通志》相辅而行”的建议。[2]在湖北省主席夏斗冥的征召下，他与罗田的王葆心、监利龚湛园一同纂修《湖北文徵》，以身居“藏书之富甲中国”的北京之便，在京搜集选编寄湖北，由王葆心审订。
王葆心（1864—1944），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字季芗，别号晦堂，晚号青坨，湖北罗田人。自幼好学，先后入黄州书院、两湖书院学习。光绪中任湖北博梅书院、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书院、罗田义川书院山长，办学数年，育材甚众。光绪末中举人，官至北京总务司行走、京师图书馆编纂、礼学馆纂修。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以博学鸿词荐他到朝廷任学部主事、礼部郎中。辛亥革命后，任湖南官书报局总纂，不久任北京图书馆总纂。1922年到武昌，任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立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总纂等职。伪满洲国溥仪以重金聘，他严词拒绝。潜心著述，辑录文献甚富。与甘鹏云合纂《湖北文徵》。又与甘鹏云立志蓄书，均以藏书知名。著有《古文辞通义》《方志学发微》《江汉献征录》《湖北诗徵长编》《历朝经学变迁史》《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旧京访书记》等。
《湖北文徵》全书为550卷，其中元、明两代250卷，清代300卷。文章录自史册典籍、各地方志、金石碑版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地理、民族以及民俗等诸多方面。计作者2700余人，文章8000余篇，1100余万字，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积累传承价值。
甘鹏云在搜集元、明、清湖北人士文章时，实已对湖北文化做了初步研究。他认为，湖北出仕世人“多以敢言著声，流风相承，盖历数百年而未歇也”，他介绍了清初的顾儒华、姚缔虞、曾元迈，清中叶的刘彬士、袁铣、刘谊、涂文钧、陈中孚、张盛藻、朱文江、陈廷经、陈光亨，清末的黄元善、胡孚哀、屠仁守、高燮曾、张仲忻、吴兆泰、左绍佐等“谏台中表表者”的事迹，认为这是一批敢于为民请命者。
其次，他列举归纳了文学之士，说：“清代文派，亦有异同，如顾景星、张仁熙、刘醇骥、熊伯龙、刘子壮五家，则源于《左》《国》《史》《汉》者也；金德嘉、李以笃、张锡谷、俞文黎、王柏心、刘淳六家，则源于唐宋八家者也；莫与先、黄良辉，文一奥博擅长，源于萧《选》者也；张裕钊讲文章义法，则近宗桐城、远溯欧曾者也；樊增祥和骄散为一体，则阮云台元、李越鳗慈铭诸家之流派也。”关于经史及有关专门之学，他的看法则是：“清代则顾景星、程大中、万希槐、陈诗、李道平五家最著，李元、易本娘、洪良品亦足与之领顽。刘湘炸则兼通天文历算舆地潜盐水利农田兵谋形势之学，李演深于畴人之学，刘心源深于篆箱之学，姚晋沂、钱桂笙深入考据之学，杨守敬则以舆地金石目录之学擅名。”
甘氏也认为清代湖北理学之士众多，尤以清初为盛，以后则渐渐不济。他们“大率远绍程朱。熊赐履、胡承诺、曹本荣、彭大寿其职志也，萧企昭、汪隧则青岳熊赐履讲友也，夏力恕、程大纯、李殿邦、涂天相、胡绍鼎则青岳门人也。道光间有陈光亨、刘传莹、范承祖、万解泉、冯礼藩，则闻风兴起者也”。
甘鹏云还统计过有关数字。他说，据《酌中志余》记载，湖北士人被指为东林党者凡43人，章学诚的《复社名士传》记有鄂人216人。《明文案》收有17位鄂籍人士的文章，《明文海》则收有38人，《明文徵》收有14人，《明经世文编》收有15人，《明文范》则收有11人，《明文翼运》收有41人，《明文奇艳》收有15人，明代确实是湖北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
甘鹏云熟悉元、明、清三朝的湖北文化，对各类文化成果来历如数家珍。其所归纳湖北仕宦者的直言敢谏的特征，对文学、经史及专门之学、理学人士的归类和讨探源流，均中肯简要，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基础。
甘鹏云在方志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也可圈可点。他撰写的方志学专著《方志商》为纂修新方志提供体例拟选、类目设置、材料来源和纂修方法等方面的参考。
甘鹏云熟谙地方掌故，具有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1930年4月21日，湖北省成立通志馆筹备处，甘鹏云任副主任，主任为王葆心。1934年10月1日，湖北省通志馆正式成立，甘鹏云参与其事。1932年著《修志答问》，也称《修志刍言》；1934年著《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在此期间，又完成《湖北金石略》《湖北先圣传》。1937年，对《河北通志》的纂修提出意见，著有《河北通志义例书》。1938年，甘鹏云将所著《修志答问》《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河北通志义例书》以及覆其甥李晓垣关于修志问题的一封信，编为《方志商》一书，分上、下卷，自己写了序文，称为《甘氏家藏丛稿》，由崇雅堂聚珍版刊行。在《方志商》中，甘鹏云总结多年修志的实践经验，也吸收了前人在修志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修志思想和方法。
《方志商》的主要版本有甘氏家藏丛稿之一，戊寅九月崇雅堂聚珍版印行。另外，《方志商》一书已与著名方志学家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合编为《方志学两种》，于1984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至今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方志学专业学生必读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方志学家研究并经常引用的文献书籍。
他还编著出版了许多与潜江相关的文献史料如《潜江书徵》《潜江旧闻》《潜江贞石记》，另有《潜江诗徵》《潜江文徵》未及印行就去世了。他的《潜庐随笔》《潜庐类稿》《潜庐续稿》《潜庐诗录》被收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影印再版。
除修志外，甘鹏云一生著述甚多，尤其是晚年，专以著述考证为业，所校刻、编定古籍几百卷，纂述数十种。有《鲁文恪公集》《竟陵先贤传》《花隐老人遗著》《崇雅堂书录》十五卷，《崇雅堂碑录》九卷、《潜庐类稿》十三卷，《潜庐诗录》六卷，《经学源流考》八卷，《国学丛谈》，等等。此外，甘鹏云一生还醉心于碑版、书法，所搜集的碑拓有4110余种，其时间范围“自秦、汉、三国、六朝、隋、唐，历宋、金、元、明以迄于逊清”。他认为碑拓除可对字体的演变及书法渊源的考证外，还可以“正史识，俾国用”。尤其在“正史识”方面，见解独到，他认为碑拓可“补史传所未及”“史文简略，赖碑得知其详”“可证史之误”。其书法扎根古碑，旁参各流，而自成风格。
表1 甘鹏云著作一览表
甘鹏云曾在潜江“将庐”藏书十万余卷，不幸毁于1923年的汉江洪水。“将庐”藏书中有乡贤著述仅存之孤本，也有甘氏本人手抄、手校之书册。在得知此事后甘鹏云非常痛心，在《崇雅堂书录》序例中甘氏这样写道：“癸亥得潜阳溃堤之信，汉水灌潜城，‘将庐’藏书十万卷，尽付洪流矣，惜哉惜哉！此十万卷者皆予储积卖文钱，节衣缩食所聚与有力购致者不同，可惜一也；其中有先君子编辑及手抄点治之书，可惜二也；有乡先生著述孤本仅存之书，可惜三也；有予手抄手教之书，可惜四也。”他曾撰诗一首以记此次古籍之厄运，诗云“潜阳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车书汗牛。可惜无人勤守护，金堤一决付洪流”。
清民之际，国势衰弱，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开始浮躁喧嚣，喜新好异，认为“中学无用”。在此风气之下，能够坚持发扬传统文化精华的人物甚是少见。在湖北，能够“沦亡其好学不倦，垂老弗辍者得二人焉。曰潜江甘君药樵，曰罗田王君季萝”。但与那些“僻处穷乡，见闻狭隘”的儒生不同，“药樵则藏书极富，七录四部满室琳琅，足迹所经，东游海外，西祖幽并。夫余肃慎勿吉诸部落，杀虎居庸各关隘，靡不历其险要，宏览山川波澜壮阔”甘鹏云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他在治学方面独具特色。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方法上，甘氏以宋学为宗，兼采汉学；在治学态度上追求严谨，以“校勘必须尊重原本”为原则；在治学过程中注重博采兼收，会通各家，这个特色在《崇雅堂书录》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治学品德谦虚笃实，王葆心是甘鹏云在两湖书院学习的同学，甘氏与王氏从青年时代起即是至交，凡甘鹏云创作《潜江旧闻录》等著作时一定会注明王葆心提供的材料来源，可见其治学的“笃实之风”和不掠人之美的高尚品德。
甘鹏云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宏大而深厚，但因其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政治思想是守旧的，却于修志、治史一事而大放异彩。以花甲、古稀之龄，笔耕不辍，好学不倦，为后世留下一大笔珍贵的文史资料。王葆心在《潜庐诗录序》中评价甘鹏云：“吾友药樵，学者也；亦经世才也。”可谓是对甘鹏云一生最好的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