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理念：语文课的工具性

是否承认语文课有工具性，曾是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近一时期又很有异议。我想先讲一讲工具性提法的来源。前些年，有人写文章批评叶圣陶老先生的“工具论”。叶老早年可能提过“工具”一词，但把工具性写入教学大纲，用以指导语文教学，绝不是来自叶老，批评叶老是不了解这段历史。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否定文学课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向中宣部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这位领导说：“语文就是语文，是工具嘛！”我参加了这次会见，所以记得真切。后来，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主持起草语文教学大纲的前言，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写入了“工具性”和“文道不可分割”的思想。在这个大纲指导下，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语文教学是比较好的。但是，“文革”中工具论受到严厉批判，致使语文课濒临毁灭的边缘。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才又肯定语文课的工具性。这30多年的语文教学怎么样？我以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虽然存在着种种弊端。由此可见，承认语文课具有工具性，持守语文工具观，是我们和特殊时期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成果，得来不易。

而今反对工具论，与过去大有不同，不是认为工具论妨碍了思想品德教育，而是认为工具论成为导致语文教学“技术化”诸弊端的理论根源，所以对之深恶痛绝。所谓“技术化”，即把语文教学当作传授一种单纯的技术。比如写作教学，把内容与语言表达分割开来，并脱离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不问作文的内容是否言不由衷甚至虚假或编造，只要求符合预定的框框，表达不要求创新，只要求符合预定的模式。如果我的理解不错，那么我们所反对的是同一弊端，并无分歧。我本人即曾长期为作文的“八股调”忧虑，并且进行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思考。许多同行也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并进行卓有成效的实验。如北京清华附中的赵老师，致力于清除作文中的“灰色污染”（“技术化”的种种表现），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病情，我们的认识相同，但开出的药方却很不相同。

我们以为，形成“技术化”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工具论，而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在于应试的高热。应试的作文，在内容方面只能提一般的要求，也不可能考查学生所说是否真实。在语文表达方面，则四平八稳，遵循一定的套路，这样写最为稳妥，创新虽然偶然可以得到赏识，却要冒很大的风险。须知考试指挥棒的威力是巨大的，作文训练自要围着指挥棒转，在语言技术方面使劲儿，以求迅速、高效，对得高分有较大的保险系数。许多老师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久而久之，于是渐成风气，认为作文就该如此。工具论与“技术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反对工具论不可能解决“技术化”的问题。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有其特殊性。“工具”带有比喻的意义，形象地说明它是一种手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与不同时代的生活、不断积累的文化，以及运用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语言的规律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学习语言的运用则时刻不能使两者分离，分离了势必陷于纯技术的训练。由此可见，工具论本身即拒绝“技术化”，认为工具论会导致“技术化”是对工具论的误解。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认为语文课具有工具性是合乎科学道理的，理应得到承认和恰当的表述。如果加以割弃，非但无补于消除“技术化”，而且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忽略和削弱学生为了掌握语文工具应该付出的艰苦努力。借助语言所反映和摹写的客观对象是纷繁复杂的，要做到准确、鲜明、生动，需要下苦功磨炼。集古今中外文章大家的经验，概莫能外。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政治思想好了，语文自然就好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在能不能说，学生聪明了，有创新精神了，素质提高了，语文自然就好了呢？也不能，语言文字的磨炼是不可代替的。我以为，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教育学生理解、热爱和熟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基本点历久常新，绝不陈旧，在理念、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的革新中要牢牢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