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一　从几页诗笺谈起

几经沧桑，中学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差不多荡然无存了。偶然从旧书的页间发现四页诗笺，是我的两位老师的遗墨。久已寻觅无望的珍宝，忽然意外地出现在眼前，使我喜出望外。我把这几页装裱成册页，护以锦制封面，并且写了一段跋语：

偶于旧书页间得吾师玄盦陈先生、孔才贺先生诗笺各二纸。陈先生者，一为北海泛舟诗，写于甲申即1944年，完好；一为赐赠之作，写于壬午即1941年，仅存尾页。贺先生者，一完好，一仅存首页，当写于1946年。忆从两先生学诗多年，先生诗格高古，书法超逸，当时孩稚未尽解，今乃知非时辈所及。忽忽四十余年，两先生早归道山，余亦白发，而览兹笺，两先生慷慨悲歌、舞蹈击节之风概，犹宛然耳目间也。大化迁移，人生能几？惟诗情得震烁千载之下，则数十年一瞬息耳！笺已暗敝，恐日就碎坏，遂装裱什袭藏之。

文字间涵着我的深沉悲痛。我上中学，是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的北平。回想起来，对我帮助最大、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美术老师。他名陈小溪，字玄盦，40多岁年纪，总是穿一件蓝衫，胖乎乎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他是画家，兼工书法、篆刻，古诗文也有很深的造诣，与画家王雪涛、吴镜汀、李苦禅都是好友。他除了教美术课之外，还业余授徒，非但不取分文，还要陪上些纸笔，是真正以教学为乐的一位教育家。我因为酷爱绘画和文学，就课余受业于陈老师。

学校里古槐荫下的两间破旧的西房，是陈老师的宿舍，取《老子》“大音希声”的意思，号曰“希声草堂”。沦陷中的北平风雨如晦，学校也一片死寂，这希声草堂里方丈之地倒是有一点生气。课后或者假日，总是有三三五五同学前来请教，或伏案作画，或持刀治印，或诵习诗文，陈老师这边添改几笔，那边指点几招，时而论画，时而谈诗，自然也时而谈天说地，泡茶烧饭，形成一个自由生动的学习环境。

应该说，这种学习方式是很利于人才的成长的。著名油画家、陶瓷艺术家侯一民，著名版画家宋广训等都是我当时的同窗学友。我先是学绘画，总是长进不大，后来又学诗文，算是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底子。陈老师教授诗文的方法很别致。他先是介绍读物，从总集到别集。我手头还保存着一部吴北江先生选评的《古今诗范》，是陈老师赐赠的，至今我仍认为是学诗的最好读本。他推崇杜诗，也指导我着重习杜诗，一部《杜诗镜铨》读过多遍，其中相当一部分能够背诵。杜诗中，他只给我讲解了《咏怀》《北征》《秋兴》等一些代表作。在简要地讲解词语之后，他开始朗读或朗吟，读或吟到妙处就停下来，说一声“妙啊——嗯！”。他并不说出妙在何处，但从他那眉飞色舞的神态，从他那喝彩般深情的语气，知道他的心境已经化入诗中，深深地受到感动。此时的我，也无须追问妙在何处，感情同老师一起交融在诗中了。他给我改诗也是如此，很少具体地改动字句，只是从大处指点。教师只加引导，要学生自己去寻求，他的这种教学方法至少非常适合我。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很快获得了较强的自学能力，阅读了大批古籍，习作了几百首旧体诗。其中存下来的几首，编入了我的《流外楼诗词》，现在看看，仍觉尚可，但这适足以证明数十年来我写诗长进甚微，愧负先师多矣。

在希声草堂里，不仅研习书画诗文，还纵情谈论。沦陷期间，骂日本侵略者，光复后，骂国民党“劫收”大员，兼及人生宇宙，无所不谈。只有训育主任或者住在对门的连辛亥革命都不赞成，却认为大日本必胜的一位老先生偶然闯进来时，才转而谈古典、谈市井。陈老师虽然未曾涉足政治，但他有鲜明的倾向性，他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在斗室中讽嘲还不足，陈老师写了许多首讽刺时政的诗，通俗幽默，大胆辛辣，抄成一本《入木三分集》，当时自然不可能出版，而今怕是早已散佚了。我和其他同学，在熏陶渐染中受到很大影响。推想起来，他要我读杜诗是别有深意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时读来，令人泪下。后来，陈老师终于找到了光明。他的儿子从解放区来看他，把一些解放区的报刊藏在蜜罐子的底层带进城来。在那些纸质粗黄的报刊上，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木刻像，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陈老师盛赞这首词，许为千古绝唱，他眼神放光，透出无限的敬仰和喜悦。他藏在内心深处的向往，毫无遮拦地表露了出来。

就在这一年我上高三，陈老师对我说：“你学诗要多几位老师才好，孔才是大才子，我介绍你拜他为师吧。”贺孔才先生名培新，与陈老师同为吴北江先生的学生，交契甚厚，常到希声草堂来，原是见过的。他是诗文大家，兼工书法篆刻，才高望重。这一天，陈老师带着我到贺宅——宅在积水潭西岸，号“海西草堂”——去拜师。贺先生十分高兴，设便筵聚饮，还把一部他的诗集《天游室集》赐赠给我。从此我有了两位好老师。

孔才先生指导我阅读，同陈老师是一个路子。每次向他请教，他评诗论文，上下古今，淹贯百书，精深博大，时而说一些笑话，横生逸趣。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讲《离骚》，讲着讲着动了感情，忽然站起身，边走动边大声吟唱起来，高亢激越，声震屋瓦。他没加一句解释，我从吟唱中领会到的比听讲解要多得多。

指导我写作，孔才先生也很少讲解作法和改动字句。他给我批改过很多诗稿，可惜散失殆尽，仅存经先生圈点的半页而已。他写诗主张高唱入云、气宇轩昂的阳刚风格。我的习作中，有他喜欢的句子，如“剑气欲腾牛斗上，文章小试鬼神惊”，他画了双圈。但是，有一次我久病初愈，写了一首诗未免颓唐，其中有“病起梳头觉发长”的句子，他看了很不赞成，说青年人写诗要有蓬勃的朝气，切不可低沉消极。他找出李贺的一首诗给我看。诗曰：“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他说：“长吉尚且如此，何况今天的青年呢？”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至今犹如昨日，对我此后写诗乃至做人影响很大。善教者不须多言，话要点在节骨眼上。

孔才先生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解放初，他将世代珍藏的大量图书和文物悉数捐赠给国家，投身革命，吟诗一改旧调。有一次我见到孔才先生，他兴高采烈地吟唱了他的新作，其中有两句道：“工农今作邦家主，马列真为世界师。”

匆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其间有多少凄楚，一言难尽！只剩下这四页诗笺同我默默相对。每一展读，两先生的精神笑貌都活现在眼前，我呢，仿佛又变成身着旧蓝衫、面容削瘦、讷讷寡言的青年。这两位我中学时期的好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

1991年6月

二　一串歪斜的脚印

作家也是普通的人，不过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以舞文弄墨为职业（至少是半职业）。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的具有童话般的传奇色彩；有的聪敏过人，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但也有的泯泯然与常人等，较晚才踏上文学道路。我的青少年时代属于后一类。可说起来也许还不能与常人等，回头看去，那是在战乱的年代中，在无路的荒原上，留下的一串七歪八斜的脚印，而且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已经有些模糊了。

姑且说说看吧。

我六岁上学，上的是家塾，同姑姑、姐姐一起读书。塾师是位老秀才，矮而胖，总是笑嘻嘻的，教鞭和板子都有，却很少使用。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一类的书，还教我写毛笔字、对对子和用文言作文。我要终生感谢他。也许我对文学的爱好，此时已播下种子。

但是当时年纪幼小，整天整月整年被关在书房里，如同野鸟入笼，很不自在，也曾做出一些现在想起还很内疚的事来。书房一连三间，靠右手的一间是老师的卧室。卧室里有一面大炕。有事弟子服其劳，天冷的时候烧炕自然是我们几个学生的事。有时候，我们偷偷爬上房顶，用砖盖住烟囱的出口——学生里只有我一个男孩子，这爬高的任务总是由我来完成，然后在送入灶膛里的柴禾上泼一点水。这样，点起火来浓烟滚滚，烟囱出不去就往屋里灌，不一会儿，大家就都对面不相见，只听得连声咳嗽声了。老师无可奈何地一挥手：“放学吧！”我们都箭一般地跑出书房。

后来大些了，上了村小，念的是国语、算术一类“洋书”。因为我有家塾的底子，读起“洋书”来一点也不费力。课内学的，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老师讲的老鼠娶媳妇的故事，我曾经听得着迷。课外读的书却至今仍深印在脑海中。可是那是些什么书呀！写到这里我只好坦白了：《施公案》《包公案》《济公传》《十二寡妇征西》《十粒金丹》等等。这些书，现在是禁止学生读的，可是我那个时候，从家里和邻居那儿只能找到这些书。不但我读，姑姑、姐姐们也读。其中有的是“唱本”，她们边读还边哼着唱。我被这些书迷住了，有时自己幻想是济公，拿起一柄破蒲扇就仿佛真的成了活佛。现在想来，那时如果有老师指导又有图书馆，读一些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该多好啊！当然，读这些书也未必对我只有消极影响。我的爱好文学，又一次播下种子。只是这些书多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读的，大大伤害了我的视力，累得我到老仍扛着1600度的近视眼镜。

七七事变那年，村里人都不安地听着来自北面的隆隆炮声，完全相反的传闻不断飞来，闹得大家时喜时忧。不久，宋哲元的兵终于败下来，我的家乡很快沦为敌有。村小办不下去了，村子里也住不下去了，我随着全家逃难进了北京城，一直定居在城里，直到今天。

那年我11岁，进城后接着上小学，直到高小毕业。这几年课内学的，还是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值得一提的倒是同学自办的一个小小图书室。几个班级的同学从家里各抱来一堆书，大约有几百本吧，陈列在一间空房子里，供同学们借阅。我，因为是公认的“老学究”，就被推做管理员。每天下午课后，我坐在图书室里值班。借书的人不多，我有的是余暇自己看书。一本又一本，看得可真不少。只是这时看的同以往的大不相同，都是五四以后的新书，《爱的教育》《寄小读者》等等。在沦陷的北京，读到这些书已经不容易了。记得读到一篇法国小说《两渔夫》，我默默地流泪。通过这一时期的书林漫游，我多知道许多事，仿佛忽然长大了许多，也萌生了自己写些东西的念头。

中学是我返回古昔的时期，也是我为新文学创作进行文化积累的时期。我上的是以复古读经著称的四存中学。上这所中学，只要国文好，数学等其他科不学也不要紧，通通给打60分；再加上遇到一位极好的老师，我对文科的兴趣大大发展起来，一发不可收拾。理科却越来越赶不上趟儿，后来考大学吃了许多苦头。

这位老师姓陈，名小溪，教我们美术课，是齐白石的学生，国画、书法、篆刻功力都极深厚；他的文学造诣也很深，受业于桐城派大师吴北江先生，工诗词。他很重师生情谊，凡是他认为有才能的学生，他不取分文，乐于给以课外指导。我就是被他赏识的一个。回想中学六年间，课内学的，依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倒是从陈老师课外学到的，对我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学习绘画、书法、篆刻不去说它，单说说学习文学。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读了大批古书。先是读选本，如吴北江选评的《古今诗范》《十八家诗钞》之类。后来渐读全集，我喜爱也读得较熟的是《杜诗镜铨》《辛稼轩集》《楚辞》和《西厢记》这四部书。散文，他要我主要读韩、苏两家的文章，后来则读前四史。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很少讲解，只是摇头晃脑地读上一遍两遍，读到得意处，就会停下来说一声：“妙啊——嗯！”引导我自己去领悟。我读古书入了迷。家境贫寒，每天上学带几个窝头充当早饭和午饭的干粮，带的钱只够买两碗老豆腐。我就每天干啃窝头，把买老豆腐的钱积攒下来，用来买点廉价的旧书。别看钱少，真是集腋成裘，几年间也买了不少书。我的爱好买书的习惯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一直到今天，我最感兴趣的活动仍然是逛书店。读书，有些事现在想来有些可笑。过中秋节，我一个人坐在月光下，手把一杯酒，高声吟诵《离骚》。那才是十几岁的人呀，迷得真有点着魔啦！自然同在敌人铁蹄下的愤懑与苦闷有关。那年头儿，青年人成熟得比较早。

读多了就想学着写。记得初中二年级时曾画过一个扇面，试着在上头题了一首小诗。陈老师看到了吟味不已，笑着说：“你可以学学写诗，嗯？”从那以后我认真地学起写诗来。几年间，我写了几百首诗词，郑重其事地抄在一个线装的毛边纸本子里，可惜后来大部分散佚了。留下的几首，编入了我的《流外楼诗词》。后来，陈老师又介绍我受业于大文章家和诗人贺孔才先生，学习更有所进益。这一时期，我一头钻到故纸堆里，时常穿着长袍拿着折扇摇摇摆摆地走路。旧文学所给我的有消极的东西，那就是远离现实、清高逊世；也给了我一些积极的东西，那就是赤诚的爱国心——我受杜诗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给我在传统文学方面打下了较厚实的底子。

看，这的确是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那时候作文，若是写白话，第一句往往是“人生像一只没有舵的小船”，我的青少年时代真像一只没有舵的船，在风浪里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今天的青年朋友看了，也许感到有些好笑吧。可说不定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

直到高中，我才开始研习新文学；直到大学，我才开始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走向革命，对自己的过去来了个否定，也开始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开始真正拿起写诗的笔，确定以文学作为我的终生的事业——实际上，教育是我的本职工作，文学只是我的业余爱好，40年来一直如此。

1990年3月

三　课内与课外

我不愿意谈我的中学生活，因为我的经历不足为训，诚恐贻误现今的青少年，但又想，现今的青少年不比从前，他们有较强的辨别能力。不足取的，不会盲从；或有一二可取之处，也许并非无益。那就谈谈半个世纪以前我的往事，读者如看老影片，会感到奇特和有趣。

我是在沦陷的北平（今北京）读中学的，上的是主张尊孔读经的四存中学。社会环境，处于敌伪高压之下，如居铁桶中，令人窒息。学校环境则是讲学论道，在故纸堆中寻求自我麻醉。举一例可见一斑。1941年，我刚入学就赶上一场风潮，凡是该校的学生都要穿蓝色长衫，高三的学生联合起来反对，着短装上学，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开大会，学校领导站在讲台上，如临大敌。校长宣布今后仍拒绝穿长衫的一律开除。校长的孙子也是“短装党”，校长抖着长胡，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罚他在众人面前下跪。现在看来，简直是笑话。

再说我，我当时十几岁，还不十分懂事，恨日本鬼子，却嗜读古书。后一点，这学校合我的口味，一读就是六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才毕业。这段学校生活充满艰难，却获益匪浅，对我以后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我老家在当时河北省的宛平县（现已并入大兴县，属北京市），离北平100多里，离宛平县城仅30多里。1937年七七事变时听到卢沟桥隆隆的炮声。这年冬天，全家逃难住进北平城。本来颇为殷实的家境一落千丈，过着贫民生活。住在北平城西南隅的一个丛葬区域，几间土屋，四面围着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坟墓，至今有时梦中仍再现夜行荒冢间的恐怖。上学，要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早饭午饭都吃自带的窝窝头，有时窝头里有几个枣，就算改善生活了。花几个钱在校门外吃碗老豆腐，可解窝头之凉，又可以润润喉咙。那老豆腐好吃极了。至今我在街头仍然爱吃此味，但似乎已不如昔日适口。不要说零花，买书也没钱。买些书，是从买豆腐钱里省出来的。

这所学校功课同其他中学有所不同，多了《孟子》《左传》《颜李学》《农学》这几门课。国文课全部读文言文，老师的教法也很特别。老派的讲桐城派的古文，新派的讲梁启超，不受课本的约束。课文是由老师指定的活页文选。有时老师还抛开课文，讲自己的或者时人的作品。记得有一次下大雪，老师兴致很高，讲了一首他自己做的诗，至今我还记得两句。“疏林墨点缀寒鸦，辗转稽迟卖炭车。”我偏科偏到极点，文科的课用心听，理科的课不好好听，也不做作业。凡是文科特好的学生，理科不及格也给60分。我占了这个便宜，却也因此考大学颇受了些窘。

我要谈的重点是课外。六年间学有所得主要在课外。

话说我们有一位美术老师叫陈小溪，那时40岁上下，总是和颜悦色，慢条斯理。他是画家齐白石和古文家吴汝伦的学生，绘画、书法、篆刻和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秉性淡泊，不汲汲于名利，他的好友吴镜汀、王雪涛等都已享有盛名，他却还是一名普通教师。我们十几个爱好美术的同学课余在学校的书画会里学习，由陈老师指导；还时常到陈老师的宿舍里，请他详加指点。课余授徒他分文不取，同学生在一起，是他的乐事。我从陈老师学绘画，学书法，学写诗，打下了较好的底子。拿学诗来说，他指定我读的主要是两部书，一部是《杜诗镜铨》，一部是吴汝伦先生选的《古今诗范》（此书至今我仍保存）。听他和学他吟诵，他很少讲解。我写了诗，他改动也不多，动几个字，总是在关键的地方，使全诗振起了精神。

他的宿舍名“希声草堂”，取《老子》“大音希声”的意思。关起门来，外面风声雨声，屋内诗韵画韵。时间久了，去掉了谈时局的戒心，师生一起痛斥敌寇，慨叹国事，这希声之处，沸腾着爱国的声音。每当教务主任之流袭来，则更换话题。陈老师的儿子在解放区，有一次他自老家来，携来一罐蜂蜜。倒出蜜，那罐底有个夹层，夹层里藏着解放区的出版物。我们见到这些东西，如在囚室里见到一线阳光。我倾向进步，后来终于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在希声草堂打下的底子。20世纪50年代初，陈老师作古了，我至今不忘恩师的教诲，愿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我谈课内少，谈课外多。因为我上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课外，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得以学习我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不能因此否定课内学习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教育现代化的今天。我曾把课内课外比作鸟的两翼，两者是不可偏废的。我走过的路如果有可取之处，那就在于说明一个道理：不论课内课外，主动地学与被动地学，要我学与我要学，大不相同，大力加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事半而功倍。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