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个人礼仪的培养
良好的个人礼仪、规范的行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短期的，而是由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和精心的教育逐渐形成的。可以说，个人礼仪由文明的行为准则到个人的自觉、自然的行为，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这一变化需要3种不同的力量：个人的原动力、教育的驱动力和环境的感染力。
（一）大学生个人的原动力是培养个人礼仪的坚实基础
大学生的个人原动力，即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行为和思想变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基本前提。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只有每个人都有勇气战胜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意识，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自律性，自觉克服自身不良行为习惯，自觉抵制外来不礼貌行为。与此同时，只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个人礼仪才能深深扎根于心中，成为良好人格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个人礼仪的形成需要个人的原动力和自律。
（二）教育的驱动力是培养大学生个人礼仪的根本条件
个人礼仪的教育培养，就是培养大学生提高对礼仪的认识，陶冶讲究礼仪的情感，锻炼讲究礼仪的意志，确立讲究礼仪的信念以及养成讲究礼仪的习惯。这是塑造大学生精神面貌的系统工程，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努力。其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引导、指点和言传身教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使受教育者从中得到真正的感悟，进而提高自身内在的素质。因此，教育在培养大学生个人礼仪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环境的感染力是培养大学生个人礼仪的外在因素
大学生个人礼仪的形成，除了自身的原动力和教育的驱动力外，还要受到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说明社会环境条件与个人思想、行为的变化密切相关。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生活环境对大学生的感染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尤其是对个人礼仪的形成和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经典案例
（一）微笑与事业
据说，希尔顿在成功之初，他母亲希望他能找到一种简单、易行、不花本钱却又行之长久的经营秘诀。希尔顿冥思苦想，终于发现只有微笑才符合他母亲提出的上述四条标准，从此他给员工定下一条信条：“无论旅馆本身遭遇的困难如何，希尔顿饭店服务员的脸上的微笑永远是属于旅客的阳光。”近百年来，希尔顿饭店正是凭着“微笑”的魅力，不仅挽救了经济大萧条、大危机时代的希尔顿饭店，而且造就了今天遍及世界五大洲、近百家五星级饭店的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从而赢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二）礼仪是商业成功之门的钥匙
我国一家建筑材料公司曾专门搞了礼仪知识讲座，使公司员工的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为，一个企业的职业道德素质所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多方面的，但是公众在评价一个企业时，往往首先要通过这个企业员工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文明礼貌而获得感性认识。日本的许多大企业认为，雇员的礼仪和教养如何，关系到机构的兴衰和存亡。一个受过训练的员工，一定会赢得顾客的欢迎，对公司的经营乃至发展至关重要。无礼仪准备是没有机会进入公司任职的，致使各类礼仪学校和训练班每逢春季爆满，且学费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日本航空公司举办的仪态训练学校，虽然每天的学费高达20万日元，但入学者依然络绎不绝。
（三）风俗与礼仪
国内某旅行社在接待一批来华的意大利游客时，打算送每人一件小礼品。为此，该旅行社专门订制了一批纯丝手帕，每方手帕包装精致，绣制的花草图案栩栩如生，且全部出自名厂名家之手，精美非凡。中国丝织品自古闻名，旅行社接待人员料定礼品会受到客人的喜欢。
到机场接客时，接待人员欢迎词热情、得体，意大利客人也个个兴致盎然。可当接待人员把精心准备的礼品赠送给游客后，车上却一片哗然，游客们面露不悦。接待人员心里迷惑不解：中国人总以为送礼人不怪，难道哪里做错了？
原来，在意大利和西方一些国家有这样一种习俗：亲朋好友相聚一段时间告别时才送手帕，意为“擦掉离别的眼泪”。而上述意大利游客刚刚踏上盼望已久的中国大地，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愉快的旅行，旅行社却让人家“擦掉离别的眼泪”，他们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四）小行为关乎大问题
国内一家医疗设备厂的老板拟与一家国外客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厂长精通业务，管理到位。外商参观后对厂方状况和厂长管理能力非常满意，准备次日签约。厂长见大功即将告成，喜悦之余走到车间墙角随意吐了口痰，然后娴熟地用鞋底擦去……这一切外商尽收眼底。第二天，这位客商给厂长复信一封，说明缘由，婉转拒绝了这次合作。
原来，外商考虑到双方合作项目是生产输液管，人命关天，认为一个厂长的卫生习惯反映了这家工厂的管理水平。
【注释】
[1]《毛诗序》，古代中国诗歌理论。著者一说为孔丘弟子子夏作，一说为汉人卫宏为《诗经》所作的序，分为大序和小序。
[2]《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约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一说曾子作。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宋代程颢、程颐兄弟从《礼记》中把它抽出，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撰《四书集注》，将它和《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