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扩张的宏观效应

总的来说，政府发行公共债务是为了支持政府的赤字财政，财政赤字是宏观经济调控中应用最普遍的一个经济变量（许雄奇，2010），使用财政赤字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然而，财政政策究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学术界对此并无定论。

1.公共债务扩张的积极效应

简而言之，公共债务扩张的积极效应就是指赤字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即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支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观点认为，从供给效应出发，由于市场存在缺陷，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对私人产权进行有效保护，教育支出、转移支付制度等，弥补市场缺陷的合理政府支出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从需求效应出发，凯恩斯主义观点指出，财政支出可以有效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至于财政支出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其前提假设，例如弹性工资、理性通胀预期等，在现实经济中并不能得到满足（Theodore Pelagidis ＆ Evangelia Desli，2004）。Ram Rati（1986）对11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Olivier J.Blanchard和 Roberto Perotti（2002）运用结构性VAR模型对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GDP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得出：财政支出增加对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乘数较小，接近于1；但就GDP的不同组成部分而言，政府支出增加能促进个人消费增加，但对个人投资、进出口具有抑制作用。然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

第一，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甚至有负影响。David Alan Aschauer（1988）基于竞争性均衡条件下的典型性的个人跨期决策最优化模型的实证分析说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仅有很小的影响；Barth James R.和Bradley Michael D.（1988）用16个OECD国家1971—1983年的数据，发现真实GDP的增长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负相关。Robert J.Barro（1991）利用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消费支出减去教育和国防支出之后占实际GDP的比率对GDP增长的影响，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其解释是政府消费支出导致高税率等问题扭曲了资源配置，但同时不能激励投资和经济增长来抵消负面影响。

第二，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David Alan Aschauer（1989）认为政府的资本性支出，比如非军事性基础设施投资、科研支出等将鼓励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atner J.B.（1983）利用美国1949 —1973年的年度数据，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估计了基础公共设施对GD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军用设备和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6；Fernald（1998）分析了美国高速公路投资增长对运输密集行业的影响，高速公路之类的基础设施存在饱和点，因此，类似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只能短暂地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超过饱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刺激作用将大大下降。Olivier J.Blanchard和Francesco Giavazzi（2004）认为，相对于较严格的赤字或债务规则而言，黄金财政规则（golden fiscal rule，GFR）即允许政府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但必须保持经常性预算的平衡），不仅有助于解决公共物质资本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从而避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有助于增强预算和政府债务管理的透明性，遏止政府借助各种隐性担保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进行融资的行为，及其对金融体系和财政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https://www.daowen.com)

2.公共债务扩张的消极效应

上述文献指出，基于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公共债务适度扩张，具有积极的宏观经济效应。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赤字财政并非有效，超过一定规模的公共债务会对一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引发债务危机。反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模型通常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基于信息的可获得性，个人做出消费和生产最优化决策。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一些研究指出政府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会造成经济扭曲效应。Grier Kevin B.和Gordon Tullock（1989）通过对若干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Engen E.和 J.Skinner（1992）则指出这种负相关可能是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伪回归导致的，而且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政府支出规模增长率有可能下降；不过即便采用他们的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得出的实证结果仍是负相关。

也有一些文献直接对公共债务扩张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研究。公共债务无论对经济的短期增长还是长期增长都有重要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在短期内，为财政赤字融资产生的公共债务对总需求和总产出具有刺激作用（假设非凯恩斯效应不存在）；但是在长期将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产出（Elmendorf D.＆ N.G.Mankiw，1999）。庞大的公共债务对中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传导机制：第一，高额的公共债务导致长期利率上升，从而对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发债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主权债务风险（Gale W.＆ P.Orszag，2003；E.Baldacci ＆ M.S.Kumar，2010）；第二，对未来税收体系造成高度扭曲，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Robert J.Barro，1979；Michael Dotsey，199）；第三，造成通货膨胀以及对经济政策和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T.Sargent ＆ N.Wallace，1981；Robert J.Barro，1995）。另外，公共债务负担过重还会制约政府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经济波动加剧以及未来经济发展陷入低迷（P.Aghion ＆ E.Kharroubi，2007；Jaejoon Woo，2009）。

上述文献都是选择一些中间变量，间接地研究了公共债务扩张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还有一些文献运用实证分析直接考察了公共债务与GDP增长的关系。部分研究指出，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当债务率达到100%时，负相关关系更显著（Reinhart ＆ Rogoff，2010a，b；Kumar ＆ Woo，2010；Cecchetti，Mohanty ＆ Zampolli，2011；Checherita ＆ Rother，2010）。例如，Manmohan S.Kumar和Jaejoon Woo（2010）利用包含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负债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一国初始债务水平与后续的经济增长呈逆相关，在控制其他决定性变量的前提下，平均水平而言，初始债务负担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的人均真实GDP年增长率则下降0.2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为0.15个百分点，而逆相关的原因在于债务水平上升导致资本存量增长率降低，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然而，Ugo Panizza和Andrea F.Presbitero（2012）认为，负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也可能是低增长导致的高负债。因此，他们采用引入工具变量的方式来考察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检验结果并不显著，这并不意味着一国的债务水平可以不受限制，当债务率过高时，其扭曲效应必将显现。C.Emre Alper 和Lorenzo Forni（2011）利用2002—2010年一组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模型重估了政府债务比率上升对长期实际利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显示，当发达国家债务率超过50%时，其扩张会导致长期实际利率上升；当发达国家债务率达到70%—80%以上，其预期债务率（尤其是美国的债务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长期利率造成显著影响；另外，美国的债务率上升还会影响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筹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