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部门投资与消费乏力
经济增长波动是“三驾马车”变化的结果，从英国的增长动力来看，在英国早已失去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条件下，私人部门投资下滑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看似强劲消费的背后，则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支付支撑。
1.私人部门投资动力不足
从英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除8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总体呈现阶段性下滑态势（见图4-13）。1989年固定投资贡献率为25.42%，2006年下滑至17.16%。从固定资本投资增速来看，1990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有4个年份投资增速为负值，1991年投资增速为-6.33%，1997年为-1.6%，2001年为-2.57%。
图4-13 英国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EO数据库
固定资本投资增速低位震荡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投资动力不足。在总固定资产形成中，1990—1994年以及2005—2011年私人投资占比趋于下降，而且2007年以后私人投资占比明显下降（见图4-14）。这一趋势可以从英国各部门净借贷情况得以印证，在私人投资下滑期间，私人部门的净借贷为正，2009年当投资增速为-13.79%时，私人部门净借贷占GDP的比例达到7.1%（见图4-15）。私人投资动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在此背景下，政府不得不提升公共投资规模，以减缓英国经济衰退趋势，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投资性赤字不断扩大，公共债务风险攀升。
图4-14 英国固定资本形成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占比
数据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ons.gov.uk
图4-15 英国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净借贷占GDP比例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笔者认为，英国之所以呈现私人投资不足的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行业的企业竞争力不足，相比美日法德等G7国家而言，其劳动生产率较低。在与欧盟以及欧元区合作中，政策层面分歧较大。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总体执行区工业化的战略，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利用其金融服务业方面的优势，充当其他经济体投资欧洲大陆市场的跳板，制造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英国政府意识到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无法持续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重新强调制造业对于创新、技能、就业和经济再平衡等方面的重要性，探索重振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途径。英国从制造业人才培训体系、制造业基地建设、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启动等各方面促进英国制造业复兴。2017年11月，英国政府进一步发布制造业战略白皮书——《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提出重点强化能实现经济转型的五大生产力基础：创新思想、人力资源、基础建设、创业环境和区域经济，从而创建一个提升整个英国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经济。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下，英国私人投资积极性不断上升。
2.对外贸易逆差拖累增长
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第一个崛起的大国，曾经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基于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由贸易体系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然而，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德日等国家的崛起，英国在资本主义垄断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不断衰落。二战以后，在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中，英国对外贸易总体处于逆差状态。1961—2000年英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度波动较大。1971年，英国净出口在GDP占比达到1.31%，但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1974年就骤降至-4.74%。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从贸易服务机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促进措施，1981年英国净出口占GDP比例达到2.77%（见图4-16）。
(https://www.daowen.com)
图4-16 英国净出口占GDP比例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然而如前所述，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并未能真正提升英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时英国不仅无法恢复垄断工业品出口的地位，相反需要从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南斯拉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各种工业品，贸易出口则主要以农产品、服务贸易为主，然而后者贸易额要显著小于前者，由此贸易逆差又呈现不断扩大的状态。梅杰政府执政后，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进一步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有所提升，对外贸易恢复平衡甚至略有盈余的状态，英国经济增长进入稳定发展的态势。然而，布莱尔政府执政以后，尽管也采取港口建设、交通设施改善等与贸易相关的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的举措，但在“欧美消费、东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英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逐渐成为英国重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之一。21世纪来，英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总体在2%左右波动，成为拖累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3.消费增长基础实际乏力
消费立国一直是英美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私人投资震荡下行、对外贸易持续逆差的趋势相比，英国私人部门消费以及最终社会总消费在GDP的比例保持稳定增长的状态，198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76.6%，2009年时达到最高值87.76%。私人消费占GDP比例的趋势总体与社会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基本相一致，1980年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为53.8%，2001年时达到最大值67.3%，此后总体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2016年为66.3%。消费强劲是英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英国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如图4-17所示。
图4-17 英国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EO数据库
然而，笔者认为，英国消费稳定增长的基础还存在一些较大的隐忧。图4-18显示自1977年以来，英国接受政府转移支付大于其税收贡献的家庭数量占比，从走势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职家庭还是全部家庭，这一比例均在不断上升。1980年，在全部家庭中，接受政府转移支付大于其税收贡献的家庭数量占比为42.1%，1994年达到48.8%，2010年进一步上升至53.3%。也就是说，英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实际都在接受政府的净转移支付。尤其是在公共债务风险凸显的两个阶段（1991—1996年以及2008—2010年），这一比例明显上升。
图4-18 接受转移支付大于税收的家庭数量比例（%）
数据来源：英国统计局网站，https：//www．ons.gov.uk
综合英国的社会福利体系特征而言，这一事实的背后折射出英国的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前述分析已经指出，按照皮凯蒂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前10%或者20%的人群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其不平等程度在欧洲国家中最为显著。从微观视角来看，在公共债务风险凸显的两个阶段，英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呈现递减的趋势（见图4-19）。1991年英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268英镑，1993年减少至18421英镑；2007年英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6043英镑，2012年降至23101英镑。从消费理论来看，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都无法为高消费的可持续性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社会总消费以及私人消费之所以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其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为家庭个人提供补贴。但是，在公共债务风险不断上升的条件下，如果英国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及收入分配不进行改革，那么英国消费增长的基础或将难以持续。
图4-19 英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英国统计局网站，https：//www．ons.gov.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