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
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增长趋势为何会呈现如此的区别，或许可以通过对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比较给出答案。
（一）投资增长持续减缓
经济增长疲软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弱。在投资方面，二战以后至1980年，美国投资率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1980年以后，在公共债务负担率快速上升的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以后，美国国内投资率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与投资率的下降相比，美国储蓄率下降更快，美国总储蓄无法满足总投资的资金需求，储蓄—投资缺口越来越大。美国总储蓄与总投资趋势如图4-3所示。
图4-3 美国总储蓄与总投资趋势（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进一步分析，如果将美国的总投资和总储蓄分解为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政府投资与政府储蓄，可以发现，自从20世纪大萧条以来，私人储蓄要大于私人投资，即在私人部门存在资金富余，私人投资不足，而且两者的差距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呈现扩大的趋势；而与私人投资—储蓄的情况不同，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之间的资金缺口却越来越大，而且二战后至1980年的资金缺口明显小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克林顿执政期间）（见图4-4、图4-5所示）。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美国的总储蓄而言，政府投资不仅仅弥补了私人投资不足，甚至导致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出现资金缺口，而这部分缺口就需要通过发行公共债务的方式进行融资。
图4-4 美国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图4-5 美国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美国投资率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变化态势，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经过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繁荣，美国资本存量不断扩大，且利润率不断减小，“滞胀”的发生标志着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终结，美国国内投资增长的动力减弱。美国公司税后利润率如图4-6所示。
图4-6 美国公司税后利润率[3]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第二，尽管里根执政以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减税措施，美国国内的投资环境改善，但在全球化浪潮及利润的推动下，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加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投资率的提高。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不同于美国国内投资率不断下降的态势，1980年以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1982年美国OFDI存量为2077.5亿美元，FDI存量为1246.8亿美元，OFDI存量净值为830.7亿美元；1990年美国OFDI存量上升为4305.2亿美元，FDI存量为3949.1亿美元，OFDI存量净值为356.1亿美元；2000年，美国OFDI存量为12159.6亿美元，FDI存量为9557.3亿美元，OFDI存量净值扩大为2602.3亿美元；2012年，美国OFDI存量为44533.1亿美元，FDI存量为26508.3亿美元，对外FDI净值进一步扩大至18024.8亿美元。由此看出，1982年至今，美国OFDI存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6.6%；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非住宅资本存量增长率仅为7.6%。就流量而言，1982年美国OFDI为46亿美元，2012年增长至388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4.8%；而1982年美国国内投资额为5810亿美元，2012年增加至247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5%。美国OFDI存量与国内资本存量增长情况如图4-7所示。(https://www.daowen.com)
图4-7 美国OFDI存量与国内资本存量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在美国国内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不同的背后，即是国内投资收益率与对外投资收益率的差异。1982—2012年，美国对外FDI的平均收益率为11.3%，而国内投资收益率仅为3.9%，即使税前收益率也只有6.0%。内外投资收益率的显著差异成为美国对外FDI快速增长的原因。由此说明，资本是逐利的，而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以及“华盛顿共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为美国的国际资本整合全球资源、实现资本增值最大化提供了土壤。美国资本对内与对外投资收益率走势如图4-8所示。
图4-8 美国资本对内与对外投资收益率走势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4]
（二）外贸逆差不断增加
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统计（见图4-9），1946—1980年，尤其是在战后初期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高时为1946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为4.3%。然而，1980年以后，美国的净出口由正转负，净进口规模越来越大，净出口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甚至阻碍GDP的增长。1981年，美国净出口总额为-126亿美元，在GDP中的占比为-0.4%；1990年，美国净出口锐减至-77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2000年美国贸易逆差更是扩大至3801亿美元，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为-3.7%；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7624亿美元，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也进一步降至-5.5%；此后美国贸易逆差有所减小，2012年美国贸易逆差为5472亿美元，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为-3.4%。在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奥巴马2010年发布第一份国情咨文时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五年内实施“国家出口计划”，将出口额提升一倍，用以支持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5]
图4-9 美国净出口及对GDP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美国对外贸易由顺差逐步转变为逆差，是在国际分工深化的基础上，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美国保护自身技术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商品交易的基础是生产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易。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决于各自的资源禀赋以及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以后，尽管美国国内工会力量削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然而相比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而言，东亚以及拉美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利润最大化动机的推动下，美国资本所有者继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将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制造业中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东亚以及拉美地区，而将资源集中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然而，在美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加工环节转移至国外的同时，在美国国内高消费率的支撑下，美国国民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降反升，从而导致美国对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额不断上升。而在出口方面，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地位，却在限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
（三）居民消费过度发展
根据凯恩斯的论述，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是指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根据需求函数的决定因素，有效需求可以进一步阐述为：在一定的价格和收入前提下，消费者（投资者）具有支付意愿和购买能力的需求。私人部门有效需求可以划分为有效消费需求与有效投资需求。在消费需求方面，私人的消费需求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贴现率、消费者偏好等诸多因素，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私人消费的关键因素。为了消除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需要将政府对私人的转移支付从私人可支配收入中剔除，笔者称之为“私人实际可支配收入”。
经过分解之后的数据统计表明，1976年之前，私人实际可支配收入明显大于个人消费需求；1976—1980年，二者大小基本相当；然而，1980年以后，相对于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私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且二者之间偏离程度逐渐扩大。由此说明，美国的私人消费明显超出其实际的支付能力，也就是说，美国私人的实际有效消费需求增长要落后于美国经济增长水平。美国表面上看似强劲的私人消费走势实际建立在政府转移支付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从政府向个人的转移支付占个人向政府缴纳的税费比例来看，这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显著提升，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的平均值为41.6%，20世纪80年代该比例的平均值上升至57.0%，2000年以来该比例平均值更是提高至77.0%。（见图4-10）
图4-10 美国私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与私人消费比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整理
由此看出，尽管1980年以后，消费率持续上升对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动力支持，但这种消费率的提升更多的是建立在政府转移支付不断扩大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