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失衡的基本原因
（一）高额公共支出下的低征税效应
在政治体制方面，英国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较早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则更愿意倾向于对自己受益更大的一方，即选民希望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商品与服务的支出，而不愿政府过多地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增加财政盈余。
从商品与服务支出的角度来看，财政平衡意味着市场或私人部门消费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应与私人部门的付款是一致的，这既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消费权力，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也要求纳税义务人按法律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税金，切实履行纳税义务。简言之，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公民的一种“等价交换”形式或“契约精神”的建立。基于这样的原则，反观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公众心理，公民交出经济权力，换取政治权力，使其个人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保护，但细思公民换取政治权利背后的真正目的，不难发现其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往往会低估商品和服务的“直观成本”，从而反感政府的“高税收”基准。这样的双方不统一情况，最终会导致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公民更偏好的商品与服务，同时降低税收，满足选民的心理。长此以往，这种高额商品与服务支出下的低征税现象，会使得财政赤字逐渐增加，此时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能进行超额的债务融资。
（二）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社会福利制度持续增加
英国的福利制度在世界上至今都是比较具有完备性和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述，1946年至今，英国的社会净福利完成了从0.59亿到2018年213亿元的支出额，截至2018年，社会净福利占GDP比重达到10%。具体来说，英国的现代福利制度的建立源于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囊括了医疗、失业、卫生、教育、养老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该报告中主要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享性原则，即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由原来的贫困阶层扩大至所有公民；二是统一性原则，即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统一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均一性原则，即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保障体系。这一报告是建立在国家的积极发展是为了增进所有公民的福利而存在的。
继《贝弗里奇报告》的问世，英国政府急需解决二战后国家的贫穷、失业、疾病等现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改善和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具体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79年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继续和发展时期。1946年至1948年当时的艾德礼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如《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及《国民救济法》等，意在顺势进一步打造更为完善的“福利国家”；1951年起保守党执政的13年间，社会福利政策更为完善，且建立了以社会保障、个人社会服务和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三位一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1965年颁布了《剩余劳动力付酬法》，同年公民的养老津贴每周提高了12先令6便士；1966年出台了《社会保障管理法》，此外政府着手改革了英国的社会保障机构，于1968年将“国民健康部”与“社会保障部”合并成立“健康与社会保障部”；20世纪70年代初，希思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把经济上虚弱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克莱德造船厂收归国有；1976年英国出现经济危机，被迫中断完善二战后英国福利政策。但总的来看，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末，政府一直在着力出台相关政策，延续“福利国家”的发展（蒋道霞，2017）。
第二阶段，1979年至2007年社会福利私有化、多元化的改革和完善期。1979年8月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她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福利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涵盖了养老金、医疗健康、失业保障、公共住房和教育五项改革领域。养老金方面，一方面将养老金直接与零售物价指数（RPI）挂钩，改变以往的以平均工资水平和零售物价指数（RPI）较高者为基准，另一方面降低发放养老金的基数，将计算基础从收入最好的20年改为以一生平均收入为基础计发；医疗健康方面，一直以来，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就处于较高水平，然而较高的医疗支出并没有改变效率低下、医疗落后等现状，所以改革首先加强对全科医生的资格认定，提高医疗水准与服务，其次加大医院自主权，改变政府管制模式，最后扩大私人医疗规模，同时鼓励公立医院实行商业化经营模式，提升行业间的竞争；失业保障方面，政府积极创造就业机会，既鼓励老年人提前退休，为年轻人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同时也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就业补贴，还推出就业培训计划，使公民掌握更多的技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公共住房方面，一改原有的公房使用制度，提倡公房私有化，这一改革大大增加了公房购买率，同时也减少了很大一部分住房补贴，缩减了财政支出；教育方面，中小学教育的补贴有所下降，同时减少了高等教育助学金费用预算，推行助学贷款替代助学金的教育费用。梅杰政府时期英国经济陷入了新一轮的不景气状态，导致了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1997年布莱尔执政时期，展开了新一轮的社会福利改革之路，该改革以社会民主主义者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作为指导思想，主要在失业救济、养老金、国民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中进行改革。失业救济方面，布莱尔政府将青年人失业作为失业救济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延续了撒切尔改革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政策，同时也鼓励青年失业者积极参与公益性岗位的工作，此外也帮助单亲家庭和残疾人实现就业；养老金方面，首先提高了最低养老金标准，其次将养老金的重心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使其也得到最大保障，最后提出风险共担养老金计划；国民医疗方面，加大对医疗保障的投入，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增加就医场所，推行更为方便快捷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定期对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如恢复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强对贫困家庭儿童的保护，加大福利监管，严打骗取政府福利津贴的行为等措施（王萌，2017）。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一系列相关政策切合了当下的社会发展需要，稳固了社会秩序。(https://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自撒切尔夫人改革以来，英国社会福利体系由“普遍性原则”改为“有选择性原则”，核心在于重点照顾低收入者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因此社会福利支出上升的原因在于低收入人群增加以及失业人口居高不下。从前述英国公共扩张的历史趋势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撒切尔夫人第一届执政和布莱尔执政时期，英国公共债务总体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其中，快速上升的主要两个时间区间为1990—1996年以及2007—2013年。从失业率的变化来看，上述这两个时间都处于失业率高企的阶段。从英国的贫困人口来看，二战后，英国贫困人口比率趋于下降，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贫困人口不断上升，1980年英国贫困率为16.7%，1990年为17.1%，2000年上升至18.3%。进入21世纪后，贫困率继续增加，2017年上升至20%以上，贫困人口数量达到1430万人。贫困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见图2-26），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根据皮凯蒂的研究，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扩大，在欧洲各国中，最不平等的案例是英国，前10%的人收入占比达到40%。
图2-26 1971—2019年英国失业率趋势
数据来源：英国统计局网站，https：//www．ons.gov.uk
（三）地方对中央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央财政支出增加
英国作为典型的单一集权财政体制国家，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理区域组成。从英国的财政划分体系来看，主要由三级政府构成中央—郡（市）—教区或镇，郡级及其以下政府统称为地方政府。根据英国财政部的统计分析报告可得知，近几年英国中央政府支出约占总支出的76%，地方财政支出约占23%，剩余1%多为国有企业支出（黄景驰，蔡红英，2016）。
英国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中央政府对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的财政拨款，此项拨款主要依据各地区的人口比例。第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补贴，主要分为三类：营业税返还（不指定用途）、资本性补贴和经常性补贴。其中资本性补贴主要包括中央支持的资本性支出和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央支出补贴；经常性补贴分为不规定用途无条件转移支付的收入支持补贴，以及其他规定用途的如教育、治安、住房建筑、公路维护等专项补贴。然而由统计数据可知，每年英国地方政府的总收入中有58%—74%是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各种补贴组成。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收支的缺口较大，进而造成了对中央政府的过度依赖。英国中央政府一方面需要担负着国防、外交、社会保障、医疗等国家层面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还要给予地方政府巨额补助。中央赋予地方政府补助的同时也赋予其相应的责任，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相关的公共服务职能，但其却未能建立充分的制度体系以保证资金的合理运用，从而使得中央财政资金的效用低下，继而地方政府则需更多的政府补贴来完成原有的既定目标，长此以往的循环，势必会对中央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