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扩张宏观效应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关于公共债务扩张的利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经济学界对公债效应的考察角度更加微观，注重分析公债对居民消费行为、投资行为等经济活动的影响。其中，英国经济学家米德、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汉森这三位著名学者的争论，能够基本概括这一时期关于公共债务利弊争论的基本要点。

米德（1958）发文指出，巨额公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①对居民储蓄的“庇古效应”；②对工作投资和积累刺激的“卡尔多效应”；③为了筹措债息支出而加大税赋，特别是高额边际税率导致工作或投资的收益降低，从而造成不利影响；④为抵消“庇古效应”带来的通货膨胀需要提高利率，从而不利于私人投资和消费。但汉森对此不以为然，汉森（1964）认为，公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稳定器，其作用通过财富效应和付息制度得以实现。在衰退时期，由于公债的财富效应，人们倾向于增加消费支出，从而有助于缓和经济衰退；在繁荣时期，人们收入较高，公债的财富效应不影响，但基于累进税率的影响，税赋增速高于收入增速，有助于抑制总需求扩张导致的通货膨胀。而纳税人为公债支付所缴纳的税费，则可以看作是保证经济稳定的保险费。

在米德发文的同时，布坎南在1958年也完成他的著作——《公债的公共原理》。对于公债，布坎南指出：公债的主要负担转嫁至后代身上；公债和私债是相同的；内债和外债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对此，汉森反驳指出：第一，负担是否转嫁至后代，与举债方法和由此发生的公债对后代的实际收入的影响有关。如果战时举债使得资源顺利地转入战时用途，使资源的利用充分有效，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就可以拥有更好的条件来推动发展，后代将会收益。第二，公债具备财富效应，私债不具备；第三，内债在萧条阶段可以发挥财富效应，缓解经济衰退，而外债则会导致周期性的收支逆差加剧。不过，布坎南（1984）后来的分析中也指出，公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合理性，其合理性取决于支出的预期生产力和预期收益的时间模型，公债筹资应该被限制于仅对预期可以产生长期利益的公共工程提供资金，即公共生产性投资。

在综合各类公债思想的基础上，萨缪尔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公共债务扩张的利弊。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萨缪尔森认为公共债务的利弊分析必须从长短期、形成时机、数量大小等多方面展开，不能一概而论。(https://www.daowen.com)

就形成时机而言，一方面，如果公债的增加是在充分就业时期形成的，且没有相应的生产资本形成；如果公债的增加产生“挤出效应”，那么公债的增加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如果公债的形成是为了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促使充分就业，那么公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也就是说，公债是国家稳定经济的工具。

就数量而言，只要公债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保持平衡，即使绝对规模庞大，都是适度的。如果政府当局肆无忌惮地扩大支出，且存在大量的无效支出，那么债务的过度膨胀会挤出私人资本，税收增加会扭曲资源分配，不利于潜在产出的增长。

就长短期而言，萨缪尔森认为，短期内政府适量增加债务来支撑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长期内，如果巨额债务持续存在，将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一是内债的增加最终依靠增加赋税来支付本息，即使是向同一个人征收赋税来支付其应得的债券利息，也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因公共债务的增加而减少储蓄，因税收的增加而减少工作；二是公共债务的增加导致私人资本被替代，不利于资本的形成，潜在产出下降；三是如果政府对外债务增加，意味着居民需要增加出口或出售本国资产的方式来偿还，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资源减少，影响本国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