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辨析
（一）社会保障支出与企业对劳动力的引致性需求
社会保障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有利于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可以导致厂商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上升。在此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Friedman（1957），Ando和Modigliani（1963）从消费者选择理性出发分别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最具代表性。根据现代生命周期假说，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消费不是现期收入的函数，而是消费者一生收入的函数。积累型和现收现付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均可以通过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和未来收入预期变化而对其消费行为产生作用。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平滑消费者的收入，使人们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个人实现了跨期消费规划所要进行的储蓄，这就会使居民倾向于减少自己的预防性储蓄而增加即期消费，对释放居民的储蓄具有积极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具有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趋势，从而导致相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最终表现为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居民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郑功成（2010）分析指出，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不只局限于传统认识中的再分配领域，而是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都可以发挥作用。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性手段、最佳切入点和立竿见影的有效工具。王延中、龙玉其（2013）对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而高霖宇（2011）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的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负相关，即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小，反之越大。在社会保障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前提下，结合边际消费支出理论，可以得出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增加。
（二）社会保障支出与企业的实际劳动力成本
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会增加用工成本。这是一种静态和片面的观点。社会保障支出是企业劳动力账面成本的一部分，而简单地用账面成本去衡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大小是不科学的。衡量企业的实际劳动力成本大小应使用单位产出所要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即平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
从动态和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社会保障支出会对人力资本形成产生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从而会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着生产的实际劳动力成本下降，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即“成本效应”；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上升也意味着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即“替代效应”。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净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比较。
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养老保障可以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确定性，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且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分散风险，而社会保障可以提供一种保险机制，即通过养老金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从而能够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在现收现付制下，父母向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养老金收回，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越大，子女的收入越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越多，则提升父母养老金水平的空间越广；在积累制下，个人的养老金水平与其在职期间的工资水平有关，高工资意味着较高的养老金待遇，工资水平又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养老金积累属性的增强有利于推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医疗保险为劳动者的健康保障提供了一定支持，可以减少劳动者的个人医疗支出，为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减轻财务压力。当然，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除了纯粹的利他动机以外，由于依赖子女的赡养，父母才愿意为子女教育投资，而社会保障制度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养老的依赖，从而会降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https://www.daowen.com)
（三）社会保障税与企业的实际成本担负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企业需要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费会增加，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减少劳动力需求。然而，根据税收归宿（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社会保障税究竟是由劳资双方的哪一方承担，要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如果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弹性，劳动力供给弹性较大，那么社会保障税的直接效应是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从而减少用工需求；如果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那么社会保障税则主要由劳动者自己承担，不一定会显著推动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但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税费究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怎样的影响，还取决于一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就养老保险来说，在积累制的模式中，由于所缴税费未来会以某种福利的形式补偿给劳动者，社会保障对劳动力供给的消极影响较小，甚至具有积极影响；在现收现付制的模式中，由于个人缴纳的税费用于支付上一代人的福利，社会保障税或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消极的影响。然而，即使在现收现付制的条件下，如果微观的制度设计是就业导向型的，那么养老保障税费也未必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当前学术界对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观点。
总体而言，如果获得社会保障权利的资格能够以参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保缴费记录为前提条件，具有就业导向性，那么社会保障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提升。当然在制度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一定范围内的“非商品化”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
（四）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失业率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道德风险”，即福利国家的高福利体系具有所谓的“养懒人”效应，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基本的数学逻辑争议。如果社会保障抑制劳动力供给的积极性，则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或者说劳动参与率下降，那么这部分劳动者将从失业率统计的基数中剔除。假设所谓“懒人”的数量为z，包含“懒人”的劳动力数量为y，就业人数为x，假设x/y=a，这些“懒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前的就业比例为b，那么这些“懒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就业率由x/y=a变为
，即就业率下降与否取决于a和b的关系。如果b＞a，则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也就意味着高福利养“懒人”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果b＜a，则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即高福利养“懒人”反而导致失业率下降。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视角来讲，社会保障对失业的影响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效应取决于各项机制的综合作用。由此，本书下面以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揭示社会保障的失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