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公共债务扩张有益论

受古典经济学以及德国传统历史学派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新历史学派逐步建立。其代表人物卡尔·迪策耳和瓦格纳等人在德国经济现实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国债思想。例如，迪策耳认为，国民经济的生产和运行过程中经常会遭受外生冲击，政府通过公共物质资料，消除外生冲击的影响，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转，因此政府的支出并非是非生产性的。通过发行公债将游资转移到公共支出，促进公共物质资本的形成，对于国家再生产是有利的（陈志勇，2007：64-66）。瓦格纳在迪策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该学派的公债理论体系。瓦格纳将公债分为三种类型：①来自国内游资形成的公债；②外债；③占用国内资本形成的公债。第一种公债可以避免危机，特别是在繁荣之后的停滞时期，以公债吸收资本是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第二种公债如果有利于国内资本增加则是可行的；第三种国债弊多利少，应该尽量避免（坂入长太郎，1987：310-313）。新历史学派关于公债的观点与德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即德国逐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失业、贫困等内在矛盾逐步显露。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凯恩斯认为，公债支出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增加投资，二是增加消费。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两种形式的支出都可以扩大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与凯恩斯的绝对性观点不同，阿尔文·汉森（1941）认为，公债发行利弊兼有，但利大于弊。汉森也将公债分为三类：一是死公债（dead-weight debt），即筹资所得用于国家经常性的非生产性支出，如国防、行政管理支出。这类支出既不能形成固定资本，更不能促进资本增值。二是消极性公债（passive debt），即筹资所得用于部分非生产性建筑支出，如公共建筑及公园。这类支出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但不增加资本和生产力。三是积极性公债，即筹资所得能直接或间接增加社会生产力，为提升人力资本用于科教文卫支出，为增进集体生产力而用于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支出等。然而，汉森也指出，债务融资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要适度。债务管理须遵循四个基本原则：①政府证券必须使之成为一种安全而可靠的投资，能够在到期时立刻支付并易于兑现；②货币价值必须维持，既能避免膨胀又能避免紧缩；③公债应该尽可能广泛地为全部公民所持有，与累进的所得税共同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④联邦支出、租税和借款的预算控制应当以实际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为其首要目的（汉森，1959：276-277）。(https://www.daowen.com)

总而言之，在凯恩斯主义初步发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对公债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公债是促进经济发展、调节经济周期的重要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