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政策（2008年以来）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政策的持续施行。为应对金融危机，缓解经济衰退，几届内阁都不得不再次重拾扩张性财政政策，福田内阁颁布“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注入资金11.7万亿日元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和补贴公共服务事业。受金融危机持续恶化的影响，日本出口受挫严重，经济持续衰退。2008年麻生内阁提出在坚持中期财政重建的中期目标以实现经济增长前提下，实行“生活对策”，即共支出26.9万亿日元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减税和生活补贴等方面，然而收效甚微，又提出43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的“生活防卫紧急对策”等政策，仍未能阻止内需下降、失业率恶化的情况。2009年鸠山内阁上台，出台“紧急雇佣对策”等措施，经济一度好转，但是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问题的出现使得经济景气未能持续。此后上台的菅直人仍然延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未能挽救日本经济。小泉的改革可以说是继承了中曾根改革和桥本改革的理论基础，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行财改革，主张“小政府”，提倡自由主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在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但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局交替未能持续落实，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未能实现，财政赤字依然严重，债务依存度节节攀升。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提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通货紧缩，日本媒体称之为“安倍经济学”，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以唤起私人投资为主的产业增长政策。安倍内阁以再通胀理论为基础，希望通过再通胀政策来刺激需求，提高企业效益，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并最终反制通缩压力、健全财政。解决通货紧缩是安倍内阁施政的首要目标，为此政府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目标达成前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放弃了控制国债规模的银行券准则，准许日本银行直接购入国债，每年增加60万亿至70万亿日元的基础货币供应。针对财政方面，安倍推出了新一轮的财政扩张政策，2012年上任后制定补充预算，并与2013年财政预算相连被称为“15个月预算”，其中2013年预算总额达92.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是针对公共事业投资的增加，希望以此带动民间投资增加。同时，制定“国土强韧化”计划，其目的也是期望通过计划的开展扩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
安倍实行的是以企业为主导，通过投资驱动的成长重视型经济政策，政府通过公共投资创造有效需求，增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提升就业率和工资，从而扩大私人消费，同时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带来税收增长，提高财政收入，改善财政收支情况，为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条件，如此形成企业主导的政府、企业、家庭三方的良性循环。这与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分配重视型经济政策截然不同，这也体现了执政党变更带来的政权经济政策重心的调整。“两只箭”结合，日本经济有所好转，2013年实际GDP增长率达到2%，但日本长期的财政收支缺口难以持续支撑支出的扩大，每年只能通过发行新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因此安倍政府将消费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2014年将消费税由5%上调至8%，消费税上调使税收有所增加，但并不足以摆脱财政对债券收入的依赖，同时打击了国内消费，随后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一度下降，原本日本计划于2015年将消费税上调至10%，不得不推迟。2015年预期2%的通货膨胀率和3%的经济增长率未能实现，安倍政府又推出“新三支箭”，即发展经济到2020年GDP实现600万亿日元、改善社会保障和支持儿童培育，就财政政策而言，安倍政府希望能控制支出，对支出结构进行优化，但日本社会老龄少子化严重，社会保障支出难以降低，同时在教育领域推行儿童培育、幼儿教育免费的改革使得支出进一步增加，财政预算支出不断创历史新高，税收方面除了围绕提高消费税的讨论，也在寻找其他税源，安倍政府于2019年1月起征国际观光旅游税，并计划10月上调消费税至10%。就近几年日本经济形势来看，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经济一度迎来新景气出现缓慢复苏，失业率有所下降，通货紧缩有所缓解，但经济增长率依旧维持在低水平，劳动力短缺，财政赤字未能缓解，债务负担率依然严峻，财政收支盈余预期不断推迟，实现财政重建困难重重。(https://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财政预算原则经历了从平衡预算原则到周期性预算财政原则再到新自由主义改革追求财政健全的道路，预算原则的演变与日本战后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及经济发展目标转变息息相关。战后10年，以恢复经济为主，受战争留下的严重赤字和美国的限制影响，日本确立了综合平衡预算思想。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得益于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提高，投资增加，加之汲水型财政政策的成功，日本仍遵循着平衡预算原则。进入70年代后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政治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同时顺应国民需求，向高福利国家转型，全面实施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调节经济，不再追求单年度财政收支平衡，而是允许出现财政赤字，追求周期内平衡；进入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加之财政赤字问题，日本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造，进行改革，削减支出，调整支出结构，进行税制改革，到1991年完成财政重建，消灭财政赤字。但随着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为恢复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再次实施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并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缺口，但效果并不显著，反而因国债的大量发行而使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进入21世纪，面对赤字严峻、债务规模过大的局面，日本政府再次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希望削减赤字、平衡财政，但频繁的政权更替使得政策实施连续性受阻，加之金融危机和地震灾害的影响，财政政策变化频繁，未达到预期目标，安倍经济学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未能改变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严峻的现状，财政盈余预期屡屡推迟。
中国与日本虽在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区别，但也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日本战后财政政策的梳理，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发展有一定启示：一是政治稳定性是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日本政权频繁更迭导致财政政策无法得以有效执行是日本财政无法重建的重要原因；二是日本的政治体制特点使得财政赤字支出成为政客讨好选民的工具，财政支出结构僵化，居高不下；三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银行体系日益僵化，政府债券成为日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重要资产，货币政策失灵，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债务赤字财政政策；四是所谓财政平衡，并非绝对的年度财政平衡，而是应该以长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优化支出结构，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税基，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