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财政政策理念，优化财政收支结构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发展与财政政策理念演变的相关历史表明，财政政策理念与一国财政收支状况具有直接的关系。尽管笔者分析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公共债务负担率上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导致财政赤字持续存在，也导致了美国公共债务余额的不断增长。另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虽然总体层面上促进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且最终陷入滞胀。这一切说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美国需要反思其财政政策理念，对此笔者也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反观中国，几十年来，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实施了不同的财政政策，分别表述为“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财政政策”。但除了第一个笼统地表达了政策理念外，其他表述都只是对财政政策松紧程度的描述。另外，查阅财政部网站的相关资料，均未发现对中国财政政策理念以及财政职能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国财政政策不断调整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条件下可以采取何种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应该投向哪里，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阐述。不过，回顾中国各个时期财政政策的内容，笔者认为中国财政政策总体符合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即对经济发展进行广泛干预，实行需求管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速“保八”目标，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对此，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为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财政收支缺乏科学的理念引导和完善的规制监督体系，中国财政调控政策和财政体系存在如下一系列问题。
第一，政府干预过度，导致许多产业过快扩张，产能严重过剩，例如，周其仁等（2008）分析认为，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都是政府频频干预的行业，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违背了市场规律，扭曲了产品和要素的价格。
第二，部分地区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政府主导的投资，尤其是通过债务融资的大量资金，很大比例都投向了产能过剩的行业以及存在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财政支出效率低下，存在潜在的财政风险。(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由于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制，导致在财政支出结构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比例过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公共需要方面的支出不足（周天勇，2008）；在财政资源分配上，存在一定的重城市轻农村现象。
第四，财政支出相关立法以及监督体系缺失，导致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及“三公”经费居高不下。
第五，税收制度改革滞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下，政府收入不断上升，但企业以及中低收入者的税负过重。滞后的税收体系不仅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恶化居民收入分配。
针对中国财政体系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具体表现为：
第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企业投资项目一律自主决策，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第二，改变政府考核体系，纠正单纯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这一改变已经体现在近两年的财政预算中，民生投入力度明显加大。
第三，改进预算制度，一是落实“全口径预算决算管理”，确立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的预算体系框架；二是弱化收入预算考核，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三是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地方政府债务发行交易市场不断完善；四是对公共债务进行余额管理，债务余额不得超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额度，而且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第四，推动税收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例如，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以上政策措施及改革方向的落实，将有助于中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尽快实现。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财税体制改革措施还存在以下一些缺陷：一是政府财政职能仍然过大，未能真正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现代公共财政就无从谈起。二是财政调控的目标仍然笼统地表述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但就内部经济发展而言，经济稳定发展至少包括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三个方面。财政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还是经济持续增长，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尚未达成共识。另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不够细化。三是资本所得税、资产税以及遗产税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税收改革主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改革还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