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预算平衡下的财政政策（1971—1979）

通过战后20多年的努力，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先进国家之列，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推动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的重投资、轻消费模式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企业投资欲望不足、劳动力短缺，很难再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加之受到360日元/美元固定汇率制度终结和石油危机的冲击，物价上涨、通胀严重、出口受到打击，经济出现衰退。此前日本国内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一直靠出口修正，出口受阻使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爆发出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模式进入低速稳定增长期。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也发生了变化，由追求经济增长优先转变为“向高福利经济前进”。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民福利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国内对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1970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明确提到“不是考虑每个年度的财政平衡，而是要在长期财政计划指导下，采取有计划的积极的公债政策，必须积累公共投资”。鉴于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需求，日本放弃了年度平衡的古典财政原则，预算原则转为周期性预算平衡的思想，整个70年代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此原则下开展。

为应对尼克松冲击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日本政府采取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内需，日本政府扩大了1972年的财政预算规模，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发行1.95万亿日元的建设国债，同时实施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随着田中角荣上台，日本政府推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预算，一般项目支出比上年增长24.6%，债券发行同比增加3900亿日元，同时田中竞选时承诺进行5000亿日元的税收减免，包括所得税、居民税和遗产税等。预算目的旨在推进经济复苏，然而政策实施初见成效时，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再次打击了日本经济。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国内物价迅速上涨，国际收支恶化，一度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为解决这一危机，1974年日本政府实行紧缩预算政策，对公共事业费进行压缩。但是这一政策不利于巩固自民党议员的选举地盘，为自己的选区和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公共投资和补助金是国会议员延续政治生命的必要条件（王新生，2002）。同时受财政紧缩的影响，经济复苏放缓，税收短缺，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出现负增长。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紧缩性财政政策未能得到长期实施。最终日本政府于1975年追加了8000亿日元的公共事业费，提高公共事业费增长率，由于萧条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岁入出现亏空，在补充预算中发行了2.29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加上建设国债，实际发行国债52805亿日元，国债依存度上升为25.31%，从此日本政府走上了负债财政的道路。同时为向“福利型国家”转变，日本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也做出了相对调整，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的快速增长，以及财政投融资用于产业基础设施的比例下降，用于改善生活的比例大幅提升。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使得税收不足问题日益凸显。1975年后，赤字国债的发行呈现常态化。(https://www.daowen.com)

随着国债发行额的增加和财政赤字的扩大，日本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财政政策，精简开支、进行税制改革，以摆脱对赤字国债的依赖。1976年财政部提出“中期财政展望”，将1979财年和1980财年设定为特别赤字融资债券发行为零的目标年。为实现“中期财政展望”，日本政府严格控制预算，削减政府开支，将预算要求准则由1968年的25%下调至15%，此后又下调至10%—15%之间。同时为解决财政赤字、弥补税收不足，日本政府对税收结构进行了改革，重点包括所得税减免、特别税收措施改革、企业税增加和引入间接税。所得税的减免通过大幅提高所得税的最低应纳税额、大幅增加就业收入扣除额和扩大适用的收入等级实施；精简特别税收措施，其中11项被废除，58项被缩减，提高汽车相关商品税率，对证券交易收益、娱乐和社会支出增税；公司税标准税率由36.75%提高至40%；税务委员会于1971年编制的《长期税制报告书》中表达了“应适度增加税负，在税制中发挥间接税作用”的概念，考虑扩大个人消费税税基，并转向一般消费税，此后1976年的《中期税制报告书》中也表达了应考虑采用一般消费税的想法，不过由于尼克松冲击和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日本国内对于税制不公平的不满，关于间接税的讨论一直悬而未决。同时由于石油危机导致物价上涨和名义工资大幅上涨，所得税减免政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与价格调整相抗衡的减税，而企业利润的减少也使得税收未能达到增加的预期目标。通过抑制支出、调整税收结构和有意减少特殊赤字债券，到1979年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相对压缩，债券依存度由最初预算的39.6%下降到35.4%，但财政赤字仍然存在，财政稳健的目的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