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财政政策（1980—2007）
（一）摆脱对赤字债券的依赖（1980—1991）
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原理无法解决石油危机带来的滞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有成为主流经济学之势，日本也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进行改革。80年代财政支出中偿付国债的压力越来越大，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灵活性越来越弱，加之受金融市场利率上升的影响，日本政府把“财政重建”提到财政政策制定、实施的核心内容上。1980年财政预算制定了到1984财年摆脱对赤字债券依赖的目标，最初，大平内阁想通过引入一般消费税作为新财源来提高税收收入，遭到自民党主要支持者的反对。自民党主要支持力量来自小批发零售业者，他们担心消费税的引入会无法再逃避税收，同时纳税人对当时的日本税制和政府不满，认为税负不公平，政府支出存在严重浪费，这一政策未能通过。最终，确立通过行政改革、削减支出并限制支出增长、减少债券发行和不依赖增税原则等方式谋求公共财政重建。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增长速度，设立支出增长“负上限”指标，减少经常支出、减少地方分配税拨款，限制公共工程相关支出规模等。第二，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公务员，限制公务员工资，压缩社会保障支出，减少补贴，降低公助，强调自助。第三，实行税制改革，尽管最初强调不增税，但是日本大藏省担心连续削减财政支出会使社会资本不足，强调增税与削减支出对财政重建同样必要（竹内宏，1993）。1981年进行总体增税，包括公司税、酒税、销售税、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1984年石油税税率从3.5%提高到4.7%。第四，推行公有企业民营化，提出将日本国家铁路、日本电报电话公共公司和日本烟草盐公共公司（日本三大公共公司）私有化。
尽管政府努力抑制支出，缩减债券发行规模，但由于税收自然增长缓慢，税收缺口依然很大，到1984年债券依存度仍为25%，未能完成预期财政重建目标，日本政府重新将1990年确定为实现财政重建的目标年。此后，政府继续延续上一阶段政策措施，严格削减支出，同时放弃了“不增税重建财政”的原则，开征税率为3%的消费税以增加税收收入，加之三大公共公司私有化的落实带来股票销售收入，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得到改善，最终在1991年完成以消灭赤字国债为目标的财政重建目标。虽然赤字国债在1991财年停发，但建设国债发行仍在继续，日本财政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赤字的依赖。
（二）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十年”（1992—2000）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部门设备投资意愿降低、银行部门坏账严重、私人消费低迷、失业增多。然而在危机之初，自民党对危机没有清醒认识，1992年的《经济白皮书》中称“泡沫破裂并没有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不愿放弃财政重建和“小政府”改革成果，实施赤字财政刺激经济；1993年新联合政府上台，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为恢复经济增长，选择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希望通过扩张财政支出和减税来达到恢复经济增长的目的，而税收和支出的缺口则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为应对泡沫经济崩溃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措施，财政政策上，多次围绕公共投资扩张财政支出和实行减税政策，希望利用预算支出扩张总需求，并于1994年重新发行赤字国债，此后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的发行额越来越大。(https://www.daowen.com)
随着经济逐渐复苏，财政收支也越来越大，1995年11月大藏大臣发表“财政危机宣言”，公开表示日本财政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国内要求财政重建优先的观点再次兴起。1996年桥本内阁上台，自民党重新掌权，桥本提出从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金融和教育等六方面入手，进行旨在健全财政、消灭赤字、摆脱对公债的依赖的财政改革，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日本全面开展，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紧缩性。具体措施包括颁布《财政结构改革法》，限定预算增长幅度；将消费税由3%提高到5%，对所得税和居民税进行特别减免；压缩赤字国债发行量；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个人负担医疗费比例由10%提至20%，削减养老保险补贴等。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财政改革虽十分必要，但桥本内阁对经济形势把握不足，一味追求财政重建，使得经济再次衰退，加之医疗费用等改革引起国民不满，桥本内阁于1998年下台。
继任的小渊内阁吸取了桥本的教训，重新制定了景气优先的政策，大规模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日本又走上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之路。政局不稳，执政内阁频繁更替致使财政政策摇摆不定，政策持续落实难以得到保证，在扩张—紧缩—扩张中交替。90年代中后期国债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断升高，居民消费增长乏力，以国债利息形式转移给居民的政府收入未能作用于总需求扩张，加之公共投资成为政客在选举中讨好选民的工具，公共预算分配变为官僚利益分配，出现大量“为投资而投资”的现象，公共投资未能完全发挥拉动内需增长的作用，日本财政状况也因大量发行国债而不断恶化。
（三）追求财政重建和频繁政权交替（2001—2007）
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改革未能实现摆脱负债财政的局面，到21世纪，日本财政赤字严峻、债务规模不断增长，经济增长低迷。针对这一现状，国内对于政策制定目标原则的争论颇大，究竟是优先追求刺激经济增长还是以财政改革为主一直存在分歧。2001年，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首相上台，他认为日本极端恶化的财政状况难以继续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恢复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因此小泉内阁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日本经济在2002年触底反弹，“财政结构改革”被提上日程，进行彻底的“行（政）财（政）改革”，充分发挥私人企业和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作用，精简行政机构，建立高效、透明的“小政府”。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调整预算方法、确立5年期财政目标，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削减公共事业支出，将2002年国债发行规模限定在30万亿日元内；第二，压缩政府资产负债规模，推行特殊法人改革和民营化；第三，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职工医疗个人承担比例由20%提升为30%，上调养老保证金领取年龄，增加70岁以上老年人就诊自费负担；第四，确立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三位一体”分权改革，即削减国库对地方补贴、削减地方交付税和将部分税源转交地方。小泉内阁确立到2010年初实现财政平衡的中期财政目标。政策实施后财政赤字略有下降，但赤字水平仍然较高，债务依存度高居不下，小泉的财政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2006年出台“骨太方针2006”，小泉内阁仍然坚持财政重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