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困境的国家制度反思

上述内容从财政支出以及财政政策的角度对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扩张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在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财政危机或许是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的内生问题。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过程中，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主要职能在于维护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属于资产阶级的延伸，几乎不具备独立性。因此，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并没有关于一国政府陷入财政危机的理论阐述。1973年，新马克思主义学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出版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首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财政危机的必然性。

在这一理论中，奥康纳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重新界定了国家的角色（王娜，2012）。二战以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体系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取得显著发展，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整合成为更大规模的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James O’Connor，1974）。在垄断加剧的条件下，国家为了保证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秩序的稳定有序，必须尽力调和阶级间的矛盾，以此保证统治的合法性，即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合法性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许多基础条件，个人资本难以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来提供，例如军事安全保障、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培训等。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化再生产的条件逐步社会化，即国家具备资本积累职能。因此，国家就不再是经济运行的“守夜人”，也不仅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而是以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直接或间接成为经济运行的生产者（何畏，2010）。

与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和“生产者”职能相对应，政府的财政支出分为两大类—— “社会支出”和“社会资本”。“社会支出”是国家为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国家“合法化”职能所需要的支出，例如，国防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对失业者的津贴、对穷人的救济以及国家维持法律制度的开支等，“社会支出”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无助于利润提升（顾海良，1990）。“社会资本”是指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促进扩大社会再生产以及生产剩余积累的部分支出，体现国家资本积累的职能，包括“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两部分。社会投资是指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资本利润率提升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部分国家支出，主要包括政府投资的基础工程项目（如通信卫星、水坝、高速公路、输油管道）和服务设施（如教育培训）；社会消费是指为了降低企业的劳动力生产成本，所需的财政支出部分，例如社会保险、公共医疗等。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两者均间接影响剩余价值积累及扩大再生产。(https://www.daowen.com)

在上述国家职能与财政支出划分的基础上，奥康纳指出，“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的扩大过程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第一，尽管促进剩余价值增加所需的“社会资本”成本越来越社会化，由国家财政承担，但由此产生的社会剩余价值增加并没有社会化，而是大部分由垄断资本所有者占有。“社会资本”支出的增加与收入分配体系的错配，使得国家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形成“结构上缺口”，即财政赤字。因此，奥康纳指出，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第二，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国家的合法性被各个利益阶层的博弈所控制，各个利益阶层为了个人主义目的导致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资本所有者在国家权力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其要求国家支出更多地用于“社会投资”；工会为代表的工人团体则要求国家支出向“社会消费”倾斜，而且为了缓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矛盾，资本所有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会消费支出的提高；而失业者和贫困群体则要求财政支出多用于“社会支出”。另外，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以及赢得民众选举，还会频频出台减税政策。总之，这种围绕国家预算支出的博弈，并非通过市场调整解决，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而是在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下，通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达成协议。各个利益集团或阶级都是为了能够从财政支出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尽量避免承担由此带来的税收增加，从而导致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面对财政危机，一国可采取的措施通常有三项：一是增加税收或降低支出；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三是发行公共债务。在西方政治制度下，增加税收或降低支出都将被民主选举制度所排斥。而财政赤字不断货币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削弱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相对而言，通过债务不断扩张的方式来解决财政赤字就成为一个次优的选择，而且金融全球化也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供了公共债务膨胀的空间。当然，奥康纳也指出，“无节制地发行债券，或迟或早是要偿还的，国家还债也只有依靠税收。因此，上述这些举措都不能从根本上最终解决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因此任何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节都只能减缓危机”。